人为什么怕死?因为死亡毁灭了自己的一切，死亡使自我的生活完全中断，自我拥有的一切完全丧失，死亡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东西。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你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死亡却是任何财富金钱权力意志等都改变不了的生命结局。所以，仅仅立于生活的层面来看待死，内心必会产生无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人们在必不可免的临死前，体验到的全是刻骨铬心的巨痛，那么，这种状况就足以毁掉人生前获得的所有的幸福，一笔勾消生活过程中的一切快乐。

 

    　换个角度，如果人们超出个体生活的限宥，立于生命存在普遍性的基点，那么，面对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恐惧。在儒家看来，除了生活层面的物质性生命，人还有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则在面对必死的人生结局时，刻意于追求“杀生成仁””舍身取义”，或者去求得“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认为崇高之道德品格、伟大之功业、完美之诗文可以传之后世，个人之生活虽然中止了，而生命却借助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中介永恒且不朽了。由此，他们便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可以在临终前消解死亡的恐惧与痛苦，如文天祥就义前留下的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精神超越死亡的真实写照。明儒罗伦(号一峰)明确提出：“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唯圣贤乎!”因为圣贤所作所为具有超越性，可以使其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与历史同在。

 

    　经验事实告诉人们，每个人都难逃必有一死的命运。这个必然指的是人肉体的生理生命。现代人来说，只有超出个人的生活层面，把生活与生命统一起来，追求生命的超越性，也就是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常存，才能摆脱死亡的恐惧。现代社会也有许多的人物，他们虽然个体已经死亡，但却常常被人们提及。如邓小平、雷峰、徐悲鸿等等。他们被人们铭记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之中，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或兼而有之。做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努力，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获得了死而不亡的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儒家生死观中对死亡的超越，不象西方宗教那样热衷于死后世界的构造，而是致力于生命精神的超越，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超越意识高扬了人的生命精神。这种“不朽”的事实虽发生在死后，但引起“不朽”的事实却发生在生前。只要人在生活过程中，尽职尽伦，努力工作，争取在相应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做了有益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事情，就能够摆脱纯粹生活层面的困扰，获得精神超越的喜悦。通过自身的努力，个体生命可以在历史的无限展开和延续中获得永恒，这样的认知，必然会减弱对现世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从而实现对死亡的一种超越，在与死亡的对峙中获胜。

 

 

   　 实际上，当人们从传统的儒家人生哲学中吸取了养料，立于普遍性生命的视野来看生死，必可发现：死亡只是个人的生活的中止，而非生命的终结。儒家讲：“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正蒙·太和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万物一样，生死只不过是气的变化形态，人的生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之亡，意味着着复归于气，人的生命回归于宇宙的生命洪流之中，参与到整个宇宙大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从而趋于永恒，并没有真正的消亡。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固然必会死而朽去，但生命本身并未完全消失。因为“我”在这个世间的创造物还存在着，“我”的生命也就存在;因为“我”在这个世间曾与他人培育了浓浓的亲情、友情、人情和爱情，许多人都留存着与我的记忆，所以，“我”的生命信息、行为痕迹还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成为了不朽，我还活在人们的精神中、回忆中、情感中，我仍然在寰宇之中存在。我的死亡并不是真的彻底消失，这将大大降低人的死亡恐惧。人生本无意义，个体人的到来是父精母血的随机组合，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万千生物一样。人渺小而柔弱，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生命的历程神奇而短暂，“芦苇”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人始终行走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和设定意义的征程中。儒家生死观就是儒家对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解和设定，对它的研究解读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价值选择，从而确定生命中行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