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原初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又可以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行之而成”。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与之相联系，道的追寻内在地包含言和行、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言说，抑或真理，都有如何具体落实和践行的问题。道所内含的如上含义，同时也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过程，总是内在地指向知和行、言和行的统一。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是中国文化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为道”的题中之义。

 

 

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文化传统总是包含某些基本或核心的概念。以西方文化而言，其比较核心的概念首先表现为逻各斯（logos）。在谈西方文化时，如果追本溯源、从古希腊说起，我们常常会提到那个时代的核心概念，即逻各斯。同样，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其核心观念，后者在“道”那里得到具体体现。“道”的原始涵义涉及道路，从《诗经》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里的“道”便指道路。道路作为人之所履，既可以通达四方，又坚实而有根基，道路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其进一步提升、泛化为涵盖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提供了可能，而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道确乎被逐渐赋予以上的普遍内涵。作为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道一方面被用以解释、说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现象，后者既包括天地万物，也涉及社会领域；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存在的终极根据：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其最终根源往往都被追溯到道。

 

在中国文化中，“道”具体又展开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更多地与自然、宇宙相联系，其涵义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中已得到某种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首先区别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相对于多样的现象，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以道为存在的终极原理，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扬弃了彼此的分离而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涉及的，主要是世界的变迁、演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这种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什么来把握？其中是否存在内在的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看作是对以上问题的解释。

 

这样，一方面，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换言之，道既被视为世界统一的本原，又被理解为世界发展的法则，在道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无序变迁，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序的形态。

 

除天道之外，道还兼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道”的以上涵义，在古代哲学家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具体阐述。孔子曾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里的“谋道”，便涉及对“道”的追求，“忧道”则表现为对“道”的关切，作为追求、关切对象，“道”即以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等为内涵。孔子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同样也是指广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孔子关于道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这里的道同样也以价值理想为内容，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具体体现在这种规范系统之上。道的以上涵义与道的原始涵义相互联系：如前所述，道的原始涵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意义。中国文化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文化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

 

孟子曾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的“道”同样包含价值原则、规范之意。规范的作用之一是提供评价行为的准则：行为如果合乎一定的规范，便被理解为正当的。反之，如果行为不合乎原则或规范，则往往缺乏正当性，从而也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既不同于特定的事物，也有别于具体的知识技能。关于道与具体知识技能的区别，庄子在“庖丁解牛”的著名寓言中已有所涉及。庖丁被描述为解牛的高手，他每次都以出神入化的方式完成解牛的过程。在解牛之时，庖丁将牛的每个骨骼都判定得十分清楚，“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每一个动作都近乎舞蹈，相当完美；解牛过程发出的声音则如同一曲交响乐，非常悦耳。庖丁在解牛之后，每每“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表现出自我满足之感。达到这样的境界，根本之点就在于：其“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也就是说，他已从具体的“技”提升到“道”的层面。在这里，“技”和“道”的区分体现在：仅仅限定于知识性、技术性的特殊规定还是对事物作整体性、全面的理解。“技进于道”，便意味着从对世界的经验性、技术性了解，提升到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区分。

 

作为把握世界的不同形态，“技”与“道”之分同时又涉及知识与智慧之别。如后面将进一步谈到的，与道相对的所谓“技”，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经验性知识，知识总是指向一个个具体的对象，“道”则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后者意味着走出知识的界限、达到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中国文化而言，惟有与“道”为一，才能达到智慧之境。要而言之，“技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意味着从知识走向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