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仅仅是世界本身的原理，而且也以人对世界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为内容。

 

如上所言，所谓“技进于道”，便同时指从知识性、技术性的了解提升到智慧层面的把握，而对世界的智慧层面的理解，则以认识世界的真实形态为指向。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既表现为普遍的价值原则，又涉及对世界的认识，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相应地既指所坚持的价值原则具有前后一致性，也表明对世界的理解包含普遍、确定的内容。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同样具有观念的形态。从逻辑上看，“闻道”与言说相联系：“道”之可“闻”，以“道”之可言说为前提。事实上，除了道路之外，“道”的原始涵义还兼涉言说。《诗经》中即有如下句子：“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道”的言说义从本源的层面为“道”之可言说提供了历史前提，儒家关于道的理解，较多侧重于这一方面。就其内涵而言，“闻道”与“求道”、“得道”处于同一序列，意味着对真理的把握。不难看到，在此，“道”已具体化为对世界的真实认识。

 

与“道”的真理形态相联系，中国文化往往区分“为学”与“为道”，在《老子》那里，便已可看到这一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一个经验领域的求知过程，其对象主要限于现象世界的特定对象；“为道”则指向形而上的存在根据，其要旨在于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发展原理。在《老子》看来，经验领域中的“为学”，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益）的过程，以世界的整体形态为对象的“为道”，则以解构已有的经验知识体系（损）为前提。在此，“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具体表现为知识与智慧之分，而以智慧形态呈现的道，则同时表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

 

类似的思想也存在于庄子。在《天下》篇中，庄子曾对他以前及同时代的各家各派的思想做了分析、评论。在他看来，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物，往往各自注意到道的某一个方面，而未能全面地把握道，由此导致了“道术为天下裂”。这里的道术，即是作为整体的真理，而在诸子百家那里，它则被分裂成各种思想的片段。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蜂起，各家各派各立己说，相互争论。

 

同样，在儒家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道之整体性的肯定。荀子曾对以往各种儒家学派以及先王或圣人的各种观念、学说做了比较和考察。在他看来，真正的大儒，总是有其一以贯之的道，这种道表现为对世界的稳定、完整的理解，后者体现于不同的知行过程：“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作为认识世界的具体形态，道在应对变迁的过程中展示了其前后的一贯性（恒定性）。

 

与肯定和坚持“道”之统一性相反相成的，是扬弃“道术为天下裂”，荀子的“解蔽”说便侧重于后一方面。“蔽”即片面性，“解蔽”则是要求克服各种片面性，以达到全面的真理。按照荀子的理解，事物只要存在差异，便蕴含导向片面性的可能：如果仅仅看到其中某一方面，忽视了其他方面，就会陷于片面。就认识世界而言，唯有不断地克服这种片面性，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种真理性的认识具体便展开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其内容表现为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克服各种片面性，达到对世界的真实理解。通过以道观之而获得真理，同时意味着达到道的智慧。

 

 

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