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耳忍小忿以成大事，也是“忍”的胜利。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灭魏之后，秦重金悬赏要两个人的头。两个人改名换姓逃到陈国，靠在当地当看门人维持生活。一天，有一个小官吏因为陈馀犯了过错，要鞭挞他，陈馀怒不可遏，欲起而反抗。张耳踩了他一脚，示意让他忍耐。官吏走后，张耳对他说：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想为一个小官去死吗？张耳能忍耐，所以他辅佐刘邦成为开国功臣，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堂，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张公艺提笔写了100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以“百忍家声”为荣。修身也就是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核心是诚心和去欲。不必多加留意，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身边所流传的美妙话语：心诚则灵、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可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信一直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缕血脉，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言必信，行必果，是非常难做到的。

 

有一天，曾子之妻要上街。小儿子拽着母亲的衣角，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母亲被缠得没有办法，就弯下腰哄骗孩子说：“好孩子，快回去，妈妈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孩子听说会有猪肉吃，便不哭不闹了。曾妻从市场上回来的时候，看见曾子正拿着绳子捆猪，杀猪刀亮闪闪地放在一旁，正准备杀猪。妻子慌了，拉住曾子，阻止他杀猪，说：“我是故意哄骗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上街，你怎么当真要杀猪呢？”曾子非常严肃地对妻子说：“小孩子天真幼稚，是学父母的样子做事的，你现在哄骗了他，就是教孩子哄骗别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母亲，这可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呀！”说完，曾子便把猪杀了。曾子以此证明，“诚”不仅是大人之间交往所需要的，对孩子也必须待之以诚。

 

什么是诚呢？元代理学家许衡论说：“诚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谩别人，便是诚意。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此便是诚意，虽独坐时，也常把心来休教纵了。小人于人不见处，什么勾当不做出来，及至见人，口里则说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里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见了。”看来，所谓诚，也就是诚实无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诚还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对人来说是要求十分高的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的核心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说”。

 

慎独说是一种反身内省、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论，是一种道德自律。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所应该大力提倡的。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国内旅游景点无处不在的“***到此一游”的涂抹之作，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的所谓“厕所文化”，车站、影剧院、会堂、港口、码头等公共场所中的乱吐痰、乱丢烟头和垃圾现象，个体商贩甚至超市里都存在的短斤少两现象，都是不慎独的表现。针对这些现象，应该大力提倡慎独说。

 

慎独说要求人们在做只有自己知道而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上，能够严格谨慎、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因为个人独处之时，欲望不加节制，于隐微之处显露，自然比在众人面前更为严重。所以要用慎独的修养功夫加以节制，加以戒慎自守。通过慎独，将欲望遏制在将萌之时，使其不会滋长在隐微之中。

 

当前社会状况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也有道德失控、水平下降，甚至所谓道德滑坡的现象。其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大家都承认的：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引起的负效应是滋生了一些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人的价值哲学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于是发生了不少不良现象，如接受红包和回扣，乱收费，乱摊派，至于见危不救或者救人以前先讲价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是拜金主义在作怪。金钱果真那么重要？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到底应该往那方面倾斜呢？修身在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明确价值观。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经过后来儒学家的发扬光大，儒家在价值观上基本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上的以义率利和经济上的义利双成。在道德上价值标准不能只强调利，而必须导之以义。有了“义“的引导，使得利也可以在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达到“善化”。而在经济上，属于客观面的救世济民（如政法工商农医等），不能不讲利，但也不能只顾利，而不要义，必须义利双成。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成员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使个人道德水准提高，就必须加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的修养学说在今天仍然是有实用性的。

 

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从而又引起为满足新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活动，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就成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需要还推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婚姻生育中结成血缘亲属关系。然而，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是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绝欲望？

 

宋明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

 

孟子主张寡欲说。他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的正当欲望，肯定生是人所欲，好色是人所欲，富是人所欲，贵是人所欲，欲贵欲富是人的共同欲望。既然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那么，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就应当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正当欲望，使老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施仁政于民。

 

但是，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如果发生矛盾，该怎么办？比如，扭断哥哥的胳臂，抢他的食物，就得到吃的，不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就不能得到吃的，那就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认为就要考虑礼与食哪一个重的问题。孟子主张，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承认一切私欲都是合法的，从而使求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生之欲望和礼义兼得，孟子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人不做所不当做的，不想所不当想的，就是寡欲。通过寡欲，可以培养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独立于天地之间，使心不为物质所动，从而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世界之光明，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这四个字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

 

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