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鬼”的诱惑下，人如何构筑一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呢？许衡从人性论高度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许衡集》卷七《时务五事》)所谓“生民有欲”，就是肯定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情欲”是指人的天赋自然情感和心理状态。儒家所谓“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佛教认为“七情”是喜、怒、忧、惧、爱、憎、欲。儒家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佛教认为“五欲”是色、香、声、味、能或是财、色、名、食、睡。人非圣贤，谁无情欲。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人的“七情”与“六欲”呢？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讨的永恒课题。在情欲上，儒家按照“中庸”之道，认为“情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既反对禁欲主义(如中国古代佛教)，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儒家也反对纵欲主义(如《列子·杨朱》篇)，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导致社会罪恶的重要根源。所以，儒家主张“欲而不贪”，提倡“节欲”或者“导欲”。每个人生而具有追求金钱、权势、虚名、女色和美言的欲望，不管是喜欢还是厌恶，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能以道德和法律两道防线将它们引导或者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贪得无厌的“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的权威，越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成为社会万恶之源。这就是许衡所说的“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的真实含义。

 

人需要追求金钱，但如果追求金钱不是按照“见利思利”而是依据“见利思利”原则行事，必然出现违法、缺德的现象，导致市场经济混乱无序；若人有了丰厚的钱财之后，不知回馈社会，不知“乐善好施”，只知无穷无尽地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私欲，他所面临的，不是因为身体透支过度或疾病丛生而进地狱，就是因为在贪欲诱惑下犯法而进监狱。

 

人在物质生活充分满足之后，按照“不仕不义”原则，追求权力也是合乎人情的。但是，如果做官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二字，不择手段地贪污腐败，势必会成为人民的罪人。

 

在性发育成熟后，人追求性爱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诚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但是，对于这个“大欲”，既不能禁之，亦不能纵之。如果让它无限膨胀，势必会造成性爱的变态。在当今社会中，除了集体嫖娼，观看脱衣舞，集体情妇，“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租妻”、“换妻”等丑行外，近年在西方“性解放”思潮影响下，青少年由于身体发育尚不成熟，过早地纵情声色，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既损害身体发育，又容易走向犯罪。日本一些女中学生以“卖身”享受人生；马来西亚一些青少年搞“集体性游戏”，令人哗然。中国青少年性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大学生的“短、频、快”的婚恋观念和行为，乃至堕胎、卖淫，更是令人担忧。官员之情妇(包括个人情妇和公共情妇)，商人之二奶，平民之嫖娼，色情网站和淫秽书刊的泛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和离婚案件等，不应当引起每一个人的警戒吗？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戒色”之说，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求美名、厌恶恶名，也是人性的内在要求。但是，通过种种羞恶的手法，骗取虚名，则是一种可鄙的行径。许衡临终时，对他人说：“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立碑必不可也，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考岁略》)同许衡“戒虚名”的遗嘱相比，现今社会的各种“作秀”之风，令人厌恶。为官要做实事不要“作秀”。但是，有些为官者为了给自己树政绩，捞“虚名”，大搞所谓“形象工程”。在城市里，大搞什么“大广场”、“大高楼”、“大马路”；在公路旁，大搞什么“农民别墅群”、“现代农业示范园”、“现代养牛场”等，都是专供上级领导和参观者看的。除此，还有什么主观编造的“数字秀”，不切实际的“口号秀”，夸大其辞的“报告秀”以及虚假夸大的“政绩秀”，等等。这些“作秀”之风，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败坏党的“求真务实”形象。其实，百姓心中都有一杆公正的秤，是“做秀”还是“做事”大家一清二楚。奉劝这些“做秀”者：还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戒虚名”，干实事，真正做到“我心有主”，恪守道德情操，排除一切外来诱惑，真正成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好干部。

 

许衡在著名的《时务五事》一文中提出的“不惑浮言(美言)”之说，对于今天为官者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不惑浮言(美言)”，即领导在官场行事应力求做到不为“浮言(美言)”所迷惑，以防被奸邪之人所欺和失去民心。“不惑浮言(美言)”主要有两层涵义：(一)严防奸邪小人“以柔言卑辞”欺君。许衡指出：“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惑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炽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指出：“人君处位崇高，日受容悦，大抵乐闻人之过，而不乐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人之心。”面对“为人君者不喜闻过”、只“乐闻人之过”的心理状态，贤能之臣“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往往“欲匡而正，扶而安之”，故君臣之间“其势难合”。相反，“奸邪之人，其为心险，其用术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辞，诱人入于过失，然后发之之类)；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如势在近习，则谄近习者；势在宫闱，则谄宫闱之类)。人君不察，以谀为恭，以讦为公，以欺为可信，以佞为可近。喜怒爱恶，人主固不能无，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谓城狐也，所谓社鼠也”。所以，防君见欺，一是莫若“不惑浮言”，即不为身边奸邪之人的惑言、谗言和恶言所惑；二是“去邪任贤”，善纳诤言，做到闻过则喜。(二)欲得民心，少发“美言”。许衡认为，“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既然言易行难，而轻言往往造成失言，故人君应“慎言”，做到“一事之来，一言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偏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方可无私公正。如果违背孔子的“慎言”之教，“人君即位之始，多发美言，诏告天下，天下悦之，冀有其实。既而实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类同等，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独厚一人，则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岂得不怒於心耶”？如果因“多发美言”而为“失望不平”所累，“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也”。总之，只有不为“浮言”所惑，方可得天下之心，“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现今社会，不少世俗小人也多以“忽悠”之言欺骗善良的民众。所谓“忽悠”，实质上就是一种欺人的“美言”。在这里，一定要牢记老子的两句至理名言：一是“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二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多尚质朴，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悦世，故不信。信言因朴真而少言，美言因伪饰而多言。漂亮话说得越多，又无法一一兑现，就会使自己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陷入“美言不信”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