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子》中儒服问题就明确了，与墨子同时的儒士中就有明白声称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

 

总结上述，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一些孔门儒者很重视儒服，既反映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们通过冠服表达的学派认同，儒服的主要特点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绅带、搢笏。但孔门传承的孔子宗旨，并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务，始终主张德行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明确的。

 

战国时代，儒服之说，渐渐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见此说，如《吴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又如《庄子》：“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 吴起、庄子都不是严格的儒，何以儒服见王侯，不得而知。也许这里所说的儒服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士”的服装，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儒者的古服。

 

孔子死后，他的门人们很注重外在形式对孔门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认为有子长得象孔子，便试图以有子为领袖。 冠服亦然。据《晏子春秋》：

 

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晏子进曰：“圣人之服，中侻而不驵，可以导众，其动作，侻顺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争学其容。今君之服驵华，不可以导众民，疾视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脱服就燕。”

 

可见法圣人之服，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以孔子冠服为模本的儒服，于是乎也流行起来。　　

 

 

《礼记》儒行篇列举了16种“儒行”，其论述的特点是，论述每一种儒行，都以“儒有……”引导陈述，而以“其××有如此者”作结，以点出这一种儒行的特质。这是以“儒”为题的德行论体系，在先秦思想史上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其文甚长，故我们将之分为十六节，……总之，儒行篇列举的儒行，统括了儒者在未出仕、出仕、不仕的状态下的德行。

 

近代以来有些学者试图以《说文》的“儒，柔也”来理解早期儒家，而这十六项儒行，从总体上看，没有任何“柔”的特点，相反，和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人格尤为接近。这也可以说明，以柔论儒是基本上错误的。

 

《儒行》篇的这些条目，每一条往往包含几种德行，并非单一，所以诸条之间有许多重合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些儒行，也就是孔子以来儒家所主张、所实践的德行。从此篇最后的论述来看，作者还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即这些儒行都可看做“仁”的不同的实践侧面，这种突出仁德的思想，更完整地体现了儒家德行论的核心和重点。　　

 

 

战国时期儒者与各家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和墨家的辩论，“儒墨之争”也是当时最广为人知的学派争论。其在庄子之书，最为显然。

 

在战国的儒家和墨家文献里，也都提到儒墨彼此的对立。

 

如果说《庄》子中多寓言，而且对儒墨主张的刻画往往是漫画式的简略提及，那幺《墨子》中的儒墨之辩，就要具体的多了。墨子中有关儒家的有儒术、儒士、儒者等概念，广泛涉及了儒墨的辩论。

 

最后，我们来看《韩非子》中对儒的评论，在韩非子眼中，儒墨两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俱道尧舜，这是法家所反对的。韩非子批评儒墨皆以尧舜为法，是法先王的复古之学，是无用之学。

 

总起来说，在战国各家涉及儒者的论述中，儒者的主张是：承认天命，而不重神鬼；重视社会伦理，而坚持人格；继承三代政治理想，爱民若保赤子；倡导孝亲厚葬，重视礼乐文化，尊重等级秩序。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效”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更集中体现了当时儒家的自我理解和政治期许，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追求。

 

什么是真正的“儒”？真正的“儒”的主张是什幺？儒的政治功效如何？在《荀子·儒效》篇荀子答秦昭王之问中，他全面阐述了什幺是儒、儒之为人、和儒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