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同治湘乡县志》记载，湘军中湘乡籍知县以上文职官员三百五十四名（曾国藩、曾国荃未计入）。其中：总督一名（云贵总督刘岳昭），巡抚五名，布政使三名，按察使六名，道员三十名，知府四十名，另有知县多达一百五十八名。

湘军中湘乡籍把总以上武职官员共有七千五百二十七名。其中：提督一百九十八名，总兵三百七十九名，副将、参将共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另有游击九百三十九名，都司一千一百三十八名，守备一千五百三十八名，千总一千二百名，把总一千零一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获武职者大大多于获文职者，其比例为21：1。由此可见，是连年的征战造就了一大批湘军武官，他们头上的顶戴，确实是用鲜血、用杀戮所攫取。高官厚禄也意味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根据统计，文官中病卒者十三人，阵亡者五人。武官病卒者二十二人，阵亡者五十七人。武官面对的生命危险远大于文官。如咸丰八年十一月李续宾、曾国华等死于三河镇之败，同治五年十二月西安灞桥之战，记名提督萧德扬与管带中军前营萧长青、管带左翼右营萧集山、管带杨得胜等四名主帅同时战死。

不过，另一项统计显示，自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止，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湘乡籍湘军将士阵亡及病故者共计二万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其中，阵亡者共计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六人，病故者五千六百一十七人。仅从此数据来看，文官知府以上、武官总兵以上者的死亡率（病卒加战死）即使考虑资料收录不全等因素，在整个湘军死亡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是偏低的。两类官员群体均呈金字塔结构，处在顶端的官员则是能力和幸运的拥有者，而在金字塔的底部，是无数普通的湘乡兵勇，是他们托起了那些名将的辉煌，也是他们的奋斗与牺牲促成曾国藩们的功成名就。

晚清时期的中国外忧内患，国力羸弱，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就几乎要耗尽国库。即便是对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有功之臣所给与的封赏，也不得不大打折扣，故很多官衔其实是有名无实，因为官位不够，很多获任者只有排队等候。也就是说只在吏部的册子上挂上了号，等待实授或者替补或者借补，说穿了就是僧多粥少，故记名的官衔及某某“巴图鲁”之称号，也就是精神鼓励大于实际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