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完全统计，文职方面，三位布政使中就有二位是记名。六名按察使中有一位是记名。三十位道员中，有八位“补用道”、四位“即选道”、二位“记名道”。四十位知府中，有二十位为记名，九位为补用。

武职方面，将近二百位提督中，记名者高达一百四十五名。三百七十九名位总兵，记名者三百六十三人，其中有一百零六位获加提督衔。总兵以下因只记人名，故难查证。

根据《清史稿》之记载，清朝于全中国设有总兵定员八十三名，其中，陆路总兵约占七十名，水路则为十三名，统辖中国十八省六百一十四防营约六十三万兵力。这或许是为何存在大量记名总兵的又一重要原因了，因为总额有限，光一个湘乡县排队等候实授的总兵就已经大大超过了官方规定的四倍。在这种状况下，人际关系便变得尤为重要。毕竟，有人照应或者支持的话，获得实授或补用、借用的机会才可能会增加，由此一来，裙带关系与腐败滋生等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记名太多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高职低配：记名提督补某地总兵或副将，记名总兵署某地副将、守备或千总，这也是一种现实选择。因为来自正途的实惠有限，湘军也有攻城后屠城劫掠三日的做法，很多人靠这个发财，并形成了潜规则，尤以曾国荃为甚，连曾国藩也没办法严格禁止。客观上讲，一定程度的放任劫掠也是驱使湘军竭力拼杀的强大动力了。湘乡将士的足迹也因之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先于惯于耕读的人们看到了外面的广袤天地。

从整体上说，，湘军能成为一个颇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集团，以下三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是同乡关系。湖南人最重乡谊，乡情是维系湘军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最初是为保卫长沙、保卫湖南而成立的，故兵员也是从湘乡及省内各地抽调。后来湘军出省作战后，也仍旧保留着回湖南募兵的传统。不但注重同省关系，还注重同县、同乡关系，故湘军中有湘乡勇、平江勇、新宁勇、宝（庆）勇等不同的名目。湘乡勇总数及在湘军中所占比例还难以有准确的数据可考，咸丰八年十月，李续宾六千人马战死于安徽三河镇，而湘乡籍官兵死难者达三千人，千里之外的湘乡“户户招魂”，湘乡人在湘军中所占比例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亲缘关系。在湘军中，父子、兄弟、姻亲一同从军的现象很多，如曾国藩兄弟，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勋兄弟及堂弟王开化，张运兰、张运桂兄弟，刘镇湘、刘连捷兄弟，而刘腾鸿、刘腾鹤兄弟又是刘镇湘的两个儿子，他俩分别于同治四年卒于贵州，前后相隔仅一月，令人惋惜。刘岳昀、刘岳旸则是刘腾鸿的两个堂弟。刘松山与刘锦棠是叔侄相承。刘松山及其子刘鼒，李续宾及其子李光久则属于子承父业。曾国藩与刘蓉、罗泽南，李续宾与曾国华都是亲家关系，曾国藩与记名布政使彭毓桔则是表兄弟关系。血缘、亲缘关系无疑是湘军重要的凝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