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历史还给李光久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本是率湘军老五营全力赴战的他，由于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的记载，很多史学论著中部把他描绘成贪生怕死的逃将，吸食鸦片的大烟鬼。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当日军进攻牛庄的时候，“将士请李光久出队迎战，光久正吸鸦片烟，不发命令，日军已冲入市内，魏光焘、李光久弃军窜走”。很多有关著作都承袭了这一说法。如苑书义等人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一书说：“当敌军将冲进牛庄市区时，守将李光久、藩司魏光煮还在吸食鸦片。闻警后，魏光煮只身先逃，李光久亦弃军而走。广大清军士兵自发的据屋墙死守，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牺牲者达二干人。

八十年代后，学界对李光久的评价出现了一些与上述完全相反的观点。廖宗麟在《李光久和牛庄之役》(《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l期)一文中，认为在日军进犯牛庄时，李光久督战迎头痛剿，毙敌甚多，生擒日军中尉山县朝喜殿等三人，后来又配合依克唐阿进攻唐王山，会合徐邦道、刘树元等分路进攻海城，生擒日军官冈本勇太郎。文章着重指出，日军进攻牛庄时，李光久正在外作战，闻报后率军疾行20里回援，“血战竞日”，直到子弹俱尽，不得不率队冲突而出。由此可见，在牛庄的战斗中，“李光久是尽了保卫国家的责任的”。孙克复在《论甲午牛庄之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中，根据大量史料证明牛庄之战开始时，李光久根本不在市区内，更没有“吸食鸦片末已”的事。事实正好相反，李光久闻报率军到牛庄时，魏光煮的武威军“正在各军鼓衰力竭之际”，李光久即分兵三路投入战斗，但在战斗中伤亡惨重。可见，牛庄之战的失败，并不是湘军怯敌，更不是由于李光久吸鸦片不迎战，而是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以及诸将领对日军战略意图估计的错误。孙克复、关捷在《甲午中日陆战史》一书中，根据李光久、刘坤一、裕禄等人的报告以及王同愈的《切缘日记》、杜俞的《采寂堂书族》和日本参谋本部编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等书的记载，更具体地指出：日军进攻牛庄时，市内只有魏光焘所部驻守。当日军攻入牛庄市内时，李光久才率领湘军五营从海战西三台子赶回牛庄，投入战斗，因此姚锡光说李光久在城里吸鸦片、不出战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李光久这位湘军末期的英雄身后境遇，仍不免让人叹息几分。历史如此轻易被肢解、被改写或被利用，实在不足取。一个世纪过去了，流逝的时间也早已冲淡了当年的血与火，恩与怨。起自一个传统农业大县的地方武装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相连，尽管他们最终没能将大清朝扶危于既倾，即便始于内乱，终于外患，却是历史长河中极其壮阔的一幕活剧，它对这个世界的深远影响，也并未真正平息。

（责任编辑：南有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