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四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曾国藩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这样一来，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同时也遭到了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冷，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却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19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士绅、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人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且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并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实深层根源还在于民间长期以来对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