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了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发出的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几座英美耶稣教堂，并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天津教案引发的冲突持续了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敌对势力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