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变我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实施战役指挥

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毛泽东从来都认为，战争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只是为双方的胜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要决出胜负，还要加上主观的努力。战争指导者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调动敌人，达到自己的作战目的，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大师。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以高度的机动作战、高超的谋略和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蒋甚至狂妄地认为，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面对比长征初期更为险恶的形势，刚刚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使红军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问题。为此，他要求红军必须摒弃“乞丐与龙王爷比宝”的阵地战战法，充分发挥自己运动战的优长，不断变换作战区域，要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小路，有时走大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机动灵活地调动和歼灭敌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改变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实现了主动作战。

红军长征

1935年1月28日，为实现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边土城镇的青杠坡与川军展开激战，以便为渡江北上扫清障碍。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战斗失利，国民党援军也迅速赶来。为避敌锋芒，毛泽东指挥红军于29日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和云南的扎西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即一渡赤水。当红军进入川南时，国民党军以重兵封锁了长江两岸，蒋介石调集各路人马拼命追击，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云南扎西及其附近地区。敌变我变。毛泽东果断放弃渡江计划，决定在川滇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抓住黔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弱点，出其不意，于2月18日至21日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将国民党军主力甩在了赤水河以西。随后，红军在5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他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当敌军逼近时，毛泽东率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马上调集各路大军向川南急进，并命令部队赶筑碉堡，形成堡垒封锁线，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以南的古蔺地区。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挥师东渡。3月20日，为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以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红军主力则于21日晚至22日秘密、神速地东进，四渡赤水。红军的行动令敌人惊慌失措，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忙调集各路人马向遵义地区开进。乘蒋介石还未弄清红军意图时，毛泽东以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牵制敌人，指挥红军主力迅速南下，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