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发展成熟的防区制，有一个政务处处理民政，但它的最高长官是那一个防区的最高军事领袖。其余的行政人员都由军人委派。区内的各县也有政务处和县议会。防区和防区内县的组织是军人领导绅士的地方政府的典型组织。人员的任命以同宗、同乡、同学、亲戚、旧部下为标准，许多县长也是军人。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
　　
　　防区行政机构的主要目的在收捐税以养兵。用刘湘的二十一军的防区为例。六十到七十县的防区，主要的收入是田赋和其他税收，以及这些税收的附加税、禁烟税（也就是鸦片烟税）、盐税；百分之七十的支出是军费。在四川主要的防区有二十一军的、刘文辉之二十四军的、田颂尧之二十九军的和邓锡侯之二十八军的。
　　
　　既然介于南北之间，四川的军阀免不了受南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以北方支持的杨森与南方支持的熊克武为例子。
　　
　　杨森原来拥护南方的省自治运动。自治失败之后，他投靠反对自治的吴佩孚和萧耀南。在吴佩孚放弃了和平统一改用武力统一政策的时候，也正是长芦盐和淮盐在鄂西跟川盐竞争的时候。川盐如果失去了“楚岸”（鄂西的市场），某些四川军人的收入和四川的政局安定就会受到影响；长芦盐来自直隶，淮盐来自江苏，如果不能恢复它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楚岸”，直系军队尤其是在江苏面对上海、浙江皖系军队的直系军队也会受影响。吴佩孚在1922年左右的战略是先解决四川问题，然后处理江浙问题。他利用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三个工具是杨森、刘存厚和驻川黔军领袖袁祖铭。吴佩孚在中原的势力增加，杨森在四川的势力也增加。到1924年，他竟想统一全川。吴佩孚在1925年的失败，也就是杨森在刘湘、袁祖铭攻击之下失败的序幕。
　　
　　熊克武的势力在1920年攻打滇黔军的战役中扩大了，他又在1921年攻击亲近北方的刘存厚战役中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人。接着滇军顾品珍回到云南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战争，广东陈炯明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南方的势力衰颓，不能兼顾四川，于是熊克武的势力也衰退，终究在川军和袁祖铭的黔军压迫之下而在1924年离开了四川，变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客军”。
　　
　　这以后不久南北军队卷入北伐战争，这样四川才摆脱了外界的干涉，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是川军的四个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分割了四川，直到*和中央军入川的时候。
　　
　　湖南：湖南卷入南北之争是1913年“第二次革命”以后的事。谭延闿势力退出，袁世凯势力就伸入湖南。在反袁之战时，桂军陆荣廷的军队到湖南帮助南军清除北方军队，这样就挑动了段祺瑞在1917—1920年之间以武力征服湖南的政策。1918年北军在直隶的曹锟和山东的张怀芝率领下，派了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吴佩孚的第三师以及其他的北军入湘。同时，桂军也入湘支持赵恒惕的湖南军队。南北双方的问题都很复杂，南北两支军队之中有许多裂痕。那些变化多端的局面，留待下一章分析。但1920年吴佩孚回军北上，北军在湖南的势力就急剧地减退。在南方势力统治下的湖南分作十二个防区，情形颇似四川。受桂军和粤军支持的南方在湘势力分为赵恒惕、陈嘉佑、程潜、谭延闿和在湘西的几个派系，彼此之间找不出一个调解合作的公式。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吴佩孚的北方势力一个再伸入湖南的机会。赵恒惕为了应付其他派系的军队，乃借用坐镇湖北的吴佩孚的北方军。于是赵恒惕在湖南的盛衰，反映着吴佩孚在中原的盛衰和国民党在南方的盛衰。这样的局面继续到1926年吴佩孚势力的最后消灭与蒋介石北伐战役在湖南成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