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那时同几十个国家建交，在河内驻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其中分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国家如法、英、北欧几个国家，再就是亚洲国家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少数国家如埃及等。
　　
　　外交活动越南方面不能封锁。上述几类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自然形成几个小集团。无论在越南方面举行的，或者各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会，这些国家的大使就各自聚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场合，我首先是有礼貌地同建交国家的大使或参赞打招呼握手，我的活动大半是在法、英、北欧国家大使、特别是亚洲建交国家大使中进行。这些大使、参赞们对中国友好，我们交谈也较有兴趣，相反越南政府参加的官员显得较为冷落。
　　
　　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总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大使、外交官交谈很少。那时苏联正因占领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对，虽然越南吃得开，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西方及亚洲国家大使们愿意同我友好交谈，越南进攻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他们都要想从我这里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
　　
　　我同他们接近后，知道他们及他们的政府对越南当时的政策与作法不满，对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形势的担忧，自然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也是我宣传我国政策的极好机会。我利用使馆的优越条件，经常举行各种集会、茶会、看电影、打球、游泳、会餐等活动。一些国家的大使也常请我去吃饭、喝茶或看电影，这些外交活动越南政府不能禁止也不敢禁止。这样我在河内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锁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受了“左”的影响，对柬埔寨形势了解得太少，虽然我是从国内外交部得到关于柬的情况，认为民主柬埔寨力量较强，受到柬人民拥护，去年又打败了一次越南的入侵，所以我对各国大使把柬抗越的形势说得太乐观了。对于波尔布特，柬共在柬国内的统治地位也说得太强了，因此比较有信心地向这些大使们讲，柬能顶住越南进攻。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我被召回国后战争爆发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
　　
　　关于那次中越边境战争，当时越南方面宣传得很多，说他们如何打败中国军队，打死打伤若干人，如何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但是不同意外国记者去边境战场查看的要求。中国则对战争情况及双方伤亡损失不作任何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自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出击，进行了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附带说一句，这些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作为抗击美国军队用的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发表声明，叙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在中越关系恶化到以武力冲突的地步，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建议在中越双方同意的地点迅速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经过中国方面的一再努力，双方同意以副外长级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方面派出以副外长韩念龙为团长，我以大使任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河内，于4月18日举行第一轮中越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