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司马炎登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官也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

山涛为官清廉。他虽然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

283年秋天，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

山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潇洒地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知道他“得以寿终”。

《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机应不差。”

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但是，他依旧嗜酒如故。

刘伶整日喝酒，不谋其政，每当朝廷询问时，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

最终，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

据有关资料记载，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开酒店做起了生意。

“桑古寺”靠近古驿道，加上刘伶酒名远扬，善于经营。因此，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生意兴隆。

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刘伶村。”后来，又更名为刘固堤村。

大约在公元300年，八十岁的刘伶病逝。

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游。自从他们两个逝去，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

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

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游”。

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

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

东晋思想家、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

鲁迅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得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

认识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

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

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无羁，破坏了纲常 ；

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

“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

鲁迅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

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

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

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