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她念的周南女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慕兰一位要求匿名的亲人对本报记者说。
　　
　　1919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是满清显宦之后，与夫人都是留日学生，1908年捐出私家园林，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子学校。朱剑凡夫妇立志通过教育，培养一代独立女国民。12岁时，黄慕兰便在校长鼓励下参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中，19位女性便有向警予、蔡畅等13位来自周南学校；杨开慧、丁玲等都曾在该校就读。
　　
　　不过，中学辍学之后，黄慕兰还是按照旧式家庭的传统，与世交之子“盲婚”.“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黄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而父母支持她为上大学做准备。70年后，她跟王政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然而故事刚刚开始。
　　
　　大革命时期的重生
　　
　　黄慕兰在包办婚姻中煎熬的时候，外部世界却在激烈变化。在革命的中心广州，1924年3月8日，在何香凝的主持下，中国各界妇女在广州西瓜园（现广州日报所在地）第一次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在她倡议之下，各级国民党组织皆成立妇女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20世纪初，‘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同现代化主旋律融和在一起的，没有哪一个声称要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政治力量，敢于公开抛弃这些女权主义的口号。”王政说。在黄逃婚的次年，1926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份《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为“助进女权之发展”,提出在法律上给予妇女继承权、保护结婚离婚自由、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以及同工同酬、妇女劳动保护等主张。“这个决议案完全照抄了1922年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这是因为有大批的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大革命，更是因为两党都需要以妇女解放这面旗帜动员广大妇女的参与。”王说。
　　
　　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决议案”的提交者，除了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共产党领导人邓颖超，年方22岁。邓已经与周恩来结婚；他们确定爱情的方式非常独特：周从法国寄来明信片--- 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一对“革命伴侣”,后来深刻影响了黄慕兰的生活。
　　
　　呼唤妇女参与社会的革命阵营，成为黄慕兰欣然投奔的地方。她认识共青团和国民党汉口党部妇女部长章蕴的当天，就剪掉长发，搬出家门，与同志们一起住。
　　
　　黄慕兰进步神速，脱稿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毫不怯场，深受重用。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她们还受晚清才女文化和上升的国族主义（国内一般称民族主义）影响，渴望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女英雄。当时许多人把名字改为‘慕兰'.”王政说。那一年，19岁的慕兰接手章蕴，成为妇女部长。她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三个职务和十几个头衔而无法脱身。“我如果去了，我就是蒋经国的同学了。”黄慕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