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司马门遗址出土的石刻文物也是昭陵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六骏”石雕残块发现4件，其中有2件马腿部残块可以与现藏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两匹浮雕马的残损部位相拼接。“十四国蕃君长”石雕像先后发现有分属10个个体的残躯，服装、佩饰、发型各不相同，有的在背后拖有5根或7根发辫。石雕像残头和带铭刻的像座残块出土20余件，其中新发现有“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俟利可汗”、“新罗乐浪郡王”、“吐谷浑河源郡王”、“林邑王”等像座的刻铭残块，连同以前发现的刻铭石座已达13件。

 

我们在发掘时一直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为什么选择六匹马？这是否与长安城设宫内“六厩”有必然联系。初唐在宫内设置“六厩”，武周时又称为“六闲”，是专门掌管皇帝“御马”的机构。六厩各有名称，左右对置。而昭陵北司马门石刻六骏也是左右各置3件，这不应当仅仅是一种巧合。此外，贞观十二年(638年)在玄武门置左右飞骑，“时太宗选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皇帝出行游幸则从之。飞骑也是驻扎在长安城北面的玄武门，而且也与六厩有关。

 

自昭陵首创北门立六马之后，高宗乾陵建造时也在北门放置六马，并且形成陵园石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后来的唐陵均援引前例。但从乾陵往后的北门六马不再是各具其名的写真浮雕作品，而是变成形态相同的圆雕立马，已经是一种程式化的陵园设置了。

 

寝宫北部的夹城和重门到底用意何在？

 

巍峨的城墙，辉煌的宫殿，如果昭陵寝宫能保存到今天，其肃美与恢宏，定会叫世人感到震撼。寝宫是帝王陵中的祭祀场所，里面安奉有先皇衣冠以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器物。帝王下葬后，守陵宫人每日均依照君王生前起居方式，“随鼓漏、理枕被”，像对待京城宫殿中的真龙天子般，侍奉已逝的亡灵。

 

 

昭陵寝宫遗址位于九山南麓皇城村东侧的开阔缓坡地带，遗址上遍布苹果园和麦田。2004年我们对遗址做了初步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发现寝宫原为一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寝宫的“外周”是长方形状的宫城城墙，宫城南北长304米，东西宽238.5米，城墙由土筑起，现今能看到的夯土墙厚达2.5米。其外表原有白灰墙皮，顶部覆瓦。在寝宫的北部发现了一座夹城，它被东西方向的内城墙隔出来，南北宽47.5米。宫城东西两面没有发现城门，南北两面辟城门。由于北部还有个夹城，其墙上与北门相对的位置开设了一座“重门”。南北门及重门的基址全部为包砖的夯土台，和北司马门先前发掘出的门址结构相似。

 

寝宫北部的夹城和重门到底用意何在？如果说昭陵六骏与长安城宫内“六厩”有关，那么昭陵寝宫中的夹城和重门是否也是长安城中哪个宫殿局部的再现？

 

 

我们把目光对准位于唐长安城北部偏东的大明宫。它最初是唐太宗为太上皇李渊避暑而建造的永安宫，贞观九年(635年)正月改名大明宫。宫城的平面形状略呈梯形，令人兴奋的是宫城的北面也有内外两道门，外侧是重玄门，内侧是玄武门，玄武门的南侧又有一座内玄门。重玄门与玄武门之间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夹城。这种平面布局结构与昭陵寝宫城垣的结构非常相似。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据文献中记载，唐长安城外廓城以及翠微宫、九成宫、襄城宫等离宫都是由阎立德负责建造的。阎立德与其弟阎立本既同为著名画家，又出身于工程世家，其父阎毗在隋代曾主持修筑长城、开凿运河北段等重大工程。贞观初年，阎立德先受命营建唐高祖山陵，后又建造昭陵。当时帝后所用衮冕服饰等也都是由他主持设计制作。在陵园设计中采用模仿长安城及宫城布局的一些做法，对阎立德来说，应当是驾轻就熟的。

 

千年岁月的湮没，使皇帝生死相依的恢宏宫殿和陵园建筑化为绵延的夯土及散落的砖瓦石片，壮观的外形早已不见，但帝王之气依旧潜藏、环绕在九山内外。随着即将展开的对昭陵寝宫宫城的钻探、发掘，昭陵中更多的隐秘，以及它与大唐帝国的核心建筑——大明宫、长安城的关系，必将不断显露于世。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