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若双墩大墓不是钟离国的墓葬又是哪个国家的墓葬呢？

　　在仔细分析了双墩大墓的随葬品后，考古学家发现所有的随葬品可以分成几类：1.有非常浓厚的楚文化风格的；2.有较为明显的吴越文化的特征的；3.有淮河流域常见的地方文化因素的。从理论上讲，这座大墓属于上述三种文化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于是，学者们分作三派，认为双墩大墓可能属于楚国、吴国或钟离国。

　　按照文献的记载，春秋时钟离国位于吴楚之间，被两国反复争夺，曾经归吴，一度归越，最后归楚。所以，吴国和楚国的文化对其都产生过影响。双墩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就证明了这一点。

　　大墓中发现的印纹陶就是吴越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其中的编钟、石磬却又是楚国文化的特征。因此如果只从墓葬中所见的器物来看，在双墩大墓的最终年代确定之前，墓葬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有可能。

　　在春秋时期，钟离国的命运似乎始终都掌握在周边更强大的吴国和楚国手中。地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宁业高就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双墩1号坑属于古钟离文化，那么双墩1号坑中埋的还可能是占领军司令——某位楚国的大夫或者某位吴国的高级将领。

　　从钟离城与双墩大墓的位置来看，把双墩大墓理解为楚或者吴的贵族墓葬也是比较合理的。凤阳的钟离城至少有两千六百年的历史，是安徽省现存最完整的春秋古城遗址。钟离城自建至弃，沿用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钟离城原有四方形夯土城墙，南北长约380米，东西宽约360米。夯土城墙历经千年风雨，如今已颓成土垅，残高3至5米。双墩大墓距离这座钟离城遗址大约有20公里。如果双墩大墓的主人是钟离国君，他在离自己的都城这么远的地方下葬在古代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假若双墩大墓的主人是吴国人或者楚国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墓主要在远离钟离王城20公里的地方下葬。

　　可是，上述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双墩大墓特殊的埋葬习俗和墓葬的形制与吴国、楚国墓葬均不相同。假若它的墓主是吴国人或者楚国人，为何不采用吴国或楚国的丧葬习俗呢？要知道，在古代，采用什么样的丧葬习俗不仅仅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人属于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的标识。一个古代人在临终时，是绝不会无缘无故放弃自己的“属性”的。于是对于双墩大墓而言，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是钟离国君采用了淮河流域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淮夷独有丧葬习俗的结果。那么，淮夷又是什么样的人，谜一样的双墩大墓真的和淮夷有关系么？

    面对双墩大墓的种种谜团，考古学家们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找到答案。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夏代、商代、西周在淮河洪泽湖等地都标注了“淮夷”。更为权威的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夏时期全图”在淮河流域标注“九夷”，“商时期全图”则改为“淮夷”，“西周时期全图”中标有“徐”，并显示“淮夷”比“九夷”的名称更常见。“春秋全图”则标注了“徐”和“淮夷”。徐国曾是钟离国的宗主国，那么双墩大墓会不会和徐淮夷有关呢？

　　淮夷部落在夏代之前就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夏代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其子若木受封于徐国。周代史籍把淮河中下游一带的夷族统称徐夷或淮夷。春秋晚期，直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徐国在楚、吴等列强的挤压下分崩离析，南迁流居于江淮及以南地区。

　　按照周代青铜器《宗周钟》铭文的记载，在周代，淮河一带“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就是说，淮河一带有近三十个小国家存在。其中的小国在当时大部分都是归属于徐淮夷的。钟离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曾经专修先秦史的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说：“钟离国属于徐国的分支，而徐又属于东夷的一支，东夷整个是太阳崇拜。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天里面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而太阳神正是东夷人的首领。”按照他的猜测，双墩的圆形墓葬象征当时的徐淮夷民族对太阳的崇拜。

　　在当时，徐淮夷与北方的周王朝、西方刚刚兴起的楚国以及东方的吴越连年征战，各个国家都有较为完整的军备。因此，在双墩大墓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兵器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对于军事的看重。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军事和祭祀历来就是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所以文献里会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双墩大墓不仅仅有与祭祀相关的迹象，也有军备的反映，说明当时的徐淮夷已经有了完整的国家形态和宗教意识，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奇怪的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它却一直没有名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傅斯年、徐旭生、蒙文通为代表的学者就提出了淮河流域文明的重要性，认为整个中国的文明可以分为华夏、苗蛮和东夷三个集团，提出了淮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已故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之一苏秉琦先生也曾多次提出需要重新认识周代徐国和群舒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直到今天，学术界关注的中心仍然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将中国文明简单地划为长江与黄河两大系统。其实，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都证明，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文明之外，在淮河流域确实存在一个自有源头、自有文化特征、自有文化发展道路、相对独立的淮夷族群和淮文化大系。其源出自今天的河南中部，逐渐与东方的莱夷、夷相融合成为了古史传说中的东夷与淮夷族群，他们与华夏和苗蛮集团三分天下，成为创造中国上古史的主要族群之一，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多样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些考古成果。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淮河南北就已经产生高度发达的社会了，无论是淮河以北以蒙城尉迟寺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连排房屋、陶器上精美的太阳神鸟，还是淮河以南潜山薛家岗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与含山凌家滩令人震撼的玉敛葬，都说明，淮河流域有不低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文明样态，可以说那时的淮河已经走到了文明的门槛上。而更早的双墩文化所发现的七千三百年前的神秘刻符，更被李学勤认为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在淮河上游的河南中南部，有一系列的龙山时期古城堡，这其中既有传说中大禹建造阳城所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也有传说是伏羲所居的淮阳平粮台古城。加上过去发现的郝家台古城和新近发现的平顶山蒲城店古城、禹州瓦店遗址特大型夯土台基，似乎都说明了夏代应该是从淮河流域兴起的。

　　在夏代，淮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有明确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斗鸡台文化与岳石文化，夏王朝对于淮河流域的经略是十分用心的。甚至在夏代灭亡时，国王夏桀还会沿淮河向南逃跑。

　　在商代，淮河流域有一支始终威胁商人的强大族群：人方。从考古材料看，在安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商式青铜器，有些青铜器的制作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殷墟本地发现的铜器。说明这一地区为商王朝浸润很深。

　　到了周代，这里又成为了周人控制南方铜资源的桥头堡之一，而被倍加重视。东周时期，周王朝实力衰退，各诸侯国不断僭越礼制，但也恰是在这种对既有模式的破坏中，各个地方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看，淮河流域的徐淮夷集团形成了一套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徐淮夷地区流行的云纹鼎、弦纹鼎、兽首鼎、鬲形等器物与中原的周系统器物形态差异极大，风格怪异、造型新颖。特别是铜上流行装饰“角状把”，更是独具特色。这些特型特色在已经展开的双墩出土物整理工作中被发现得越来越多。

　　随着双墩文化遗址、双墩大墓、凌家滩墓葬和安徽青铜器的逐步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那个被历史湮没的淮河文明，正逐渐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款款向我们走来！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