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晋暮楚　体现文化交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都具有了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反映在艺术造型上，则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这件莲鹤方壶正是东周这一艺术风格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品。

　　扑朔迷离　大墓墓主之谜

根据现有器物和前人著录的记载，新郑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那么这座大墓的年代是什么时间？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郑国国君呢？

　　由于当时大墓的挖掘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墓中出土器物上几乎没什么文字材料，因此要确定大墓的年代和主人，有相当大的困难。

　　在郑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铜炉上铸有七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囗炉”。这七个字的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惟一的文字资料。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之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称之“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则为“王子婴齐”。那么楚国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会出在新郑呢？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此器遗留在郑地。如果照此推测，那么新郑大墓就应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

　　针对王国维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主张“王子婴齐”应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之三五年间。墓中殉葬器物至迟亦当作于公元前675年。这一推测比王国维的观点早了约一百年。

　　此外还有人提出新郑大墓的代应晚至战国时期。

　　1965年郭宝钧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提出李家楼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认为还是以王国维的说法较为正确。后来其他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王子婴次”还是楚令尹子重，新郑大墓最可能为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

　　不过，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郑成公在位期间，郑国之国势能否与新郑器群之宏大规模相称。郑成公在位的十四年间，郑国内忧外患频繁。在这样极度混乱、国力极为衰弱的背景下，郑成公是否有实力以如此规模的青铜器入葬，实在可疑。而郑成公之后，郑僖公在位只有五年，而且是一个弱君，为子驷所杀，所以也不能与新郑器群之规模相称。

　　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公元前565年至前530年）即位，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对外两亲晋楚，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和财富，国力增强。从国势的角度来看，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郑国国力，才能与新郑器群的规模相匹配。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则新郑大墓的墓主当为郑简公，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

　　目前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莲鹤方壶从1923年出土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八十多年来，莲鹤方壶以其俊美飘逸的身姿，令国内外无数观众为之倾倒。莲鹤方壶所体现的蓬勃向上，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将永远为世人所称道。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的鼎力支持下，分离多年、劳燕分飞的一对双壶终于得以团聚。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远在海峡对岸的郑公大墓的遗珍，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郑公大墓出土的所有文物，能够重新团聚一堂。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