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之初：石片朱字宛如天书

话说1957年，陶正刚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因表现突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却因亲属在台受“株连”，他被“下放”到了侯马晋国遗址考古工地，领导派他在附近的牛村古城进行大范围调查。他虽然离开了京城，步入乡村，却也是三晋大地之幸，日后亦成为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1965年，在遗址东南部，国家计划建设侯马电厂，需要进行前期考古调查。时值数九寒天，寒风凛冽，陶正刚找来20个探工，用洛阳铲试探了一个月，仅发现众多牛、马、羊的骨架小坑。

为加快进度，电厂专门找来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学生，到侯马考古勘探现场开始工作。同平常一样，一锹锹黄土被铲出装走，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还略显枯燥，丝毫没有迹象预示着这一天将是不寻常的。

不久，上午时分，在16号坑内，同学们陆续发现60件石片。它们看似不起眼，薄薄一层泥土下，隐约有些红色符号，大家议论纷纷，争相辨识，有人喊道：“好像是文字！”可惜，谁也不认识那些字。同学们都感到很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装一片，出土的石片立时被分散了。

当时，坑内没有专业学者，而陶正刚正在不远处的发现点内勘查，在工地上忙碌着，刚直起腰来，打算放弃对眼前散坑的考察，准备收拾铲子和刷子离开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手拿几块玉石残片，请陶正刚看。他接过来一瞧，只见石片上有红色字迹，一个字有绿豆大小，应该是用朱砂写的，可辨认出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这一发现让陶正刚惊喜万分，赶紧察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了的石片重新又汇集在一起。

“有重要发现，不能再让学生挖了！”他与队员们接着发掘。消息很快在队员中间传开，大伙一时间激动异常，喜出望外。

那天中午，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陶正刚遇上了准备去工地换班的张守中。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的脸色通红，见了张守中，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连忙从背包中取出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石片，但当时张守中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手。只见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张守中当时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心情为之振奋。

接下来，大家都顾不上过年了，又继续扩大了发掘范围。

然而，就在正月初二这天，值班队员到现场巡视，竟发现推土机轰鸣，将小坑挖开了，便立即向陶正刚报告。细审清理过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好悬哪，一大批珍贵文物差点被彻底破坏！”

出土石片的小坑面积都不足一平方米，人在清理时，站也不行蹲也不行，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能将就着团成一团儿，艰难地进行工作。到了夏日，烈日当空，团在这不透风、光有热浪烧灼的小坑中，又是一番难熬的滋味，大家都光着膀子，仅穿裤衩还是汗流浃背。

结果，整整出土了5000多件写有文字的玉或石残片，同时出土有玉圭、璋、璧、璜等祭器。挖到1966年11月，他们还没发掘完，但已无残片，仅有一些埋着牛马羊骨架的小坑。

因陶正刚与国家文物局谢辰生相识，便将“石头片上写有朱字”的发现通过信件告诉了对方。谢辰生收到信后，迅速赶往山西。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去侯马必定要到太原换车，路过太原市，他来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系省文物局和省考古所前身）张颔主任家小憩，适逢张颔主任从原平“四清”工作点回到太原养病，正卧床休息。谢辰生一说出这项重要发现，张颔顿时精神振爽，立即起床和谢辰生一起上火车，坐着硬板车，熬煎了一夜，经过10余个小时才到达侯马，赶赴发掘工地，但大家看后依然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很快，张颔动手赶写了一篇文章，起名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简单介绍了其出土情况，并作出初步考释，同时提议让张守中试着摹写石片上的文字。

石片上豆子大小的文字，像天书般难识，让人一筹莫展。看着这一大堆石片，大家心里隐约觉得，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通过辨认某些字句，感觉好像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发现，文字大多模糊不清，比较清楚的仅有12件，但字迹亦多脱落了，经过识字、联句，发现每块上面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一般为92个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

综合同坑出土的两篇文字内容，他们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在东周时的晋国，定公以后，某年十一乙丑之日，卿大夫赵等家族多人，集于祭祀场所，以祭其皇公之宗庙”。

临走时，谢辰生特意带了几件残片和张颔所写的文章，拿给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作进一步研究，王冶秋又找到了好朋友郭沫若。当时，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考古所所长。他戴上老花眼镜，手拿石片，又熟读张颔对出土石片的文字记载，来回端详上面的朱书文，突然面露惊讶之色，忽而又转为惊喜状。

郭老鉴定：神秘盟书轰动世界

郭沫若先生鉴定完后，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说三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又对王冶秋讲：“这是春秋时期的盟书啊！古书中提到过，但从没见过实物呢！”并以其四川口音大声喊道：“好的很！这个发现很重要啊！”

他指出，侯马出土的文字资料文物就是《左传》、《史记》等古籍中古人常提到的盟书，也就是古代人们在某种政治斗争后订立的约信文书。郭老一锤定音，亲自将其命名为“侯马晋国盟书”，还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郭老所写的《侯马盟书试探》。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了张颔一个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就根据“盟誓”这一线索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消息一经公布，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让众多考古家和历史学家激动不已，纷纷研究盟书，对其时代、事件及主盟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侯马盟书的发现，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这为后来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实，在侯马盟书挖掘之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曾三次出土“沁阳盟书”，但因存世太少，且有散失，未引起考古界关注，而侯马出土的带字盟书是一个研究盟书的极好机会。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家，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奇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10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大家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自己的手上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篇幅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