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春秋晚期，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争权夺势，大肆杀戮，使社会变得礼崩乐坏、诚信缺失。诸侯国间为保证某些利益，常常聚集一处，结为同盟，并写下盟书。《春秋》、《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盟誓活动约200次，足见其盛行。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很简单，人们对盟约制度的细节仍知之甚少。

于是，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个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经过悉心整理、反复琢磨，最后也认定这正是盟书，由此拉开了破解神秘盟誓之谜的序幕。

盟书又被叫作载书，中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会举行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约，并对天立誓，表明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便会受到严惩。参加盟誓者要在祭祀坑边杀牲取血，用毛笔蘸血，把结盟的誓言写在玉片或石片上，这就是所谓的盟书，然后再把盟书放在用作祭祀的牛、马、羊身上，埋藏在地下。

盟书必须一式两份，一份埋在祭祀坑中，一份藏在盟府。在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但是，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与古籍记载的情况不同，它不是蘸牺牲血写的盟文，而是用朱砂写的。不知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由鲜血改为了红色朱砂书写。郭沫若先生认为，可能到春秋时期前后，就已改用朱砂了，毕竟用血在玉、石上写字的缺点很明显。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谁？他们为何而起盟？其仪式又是怎样的呢？

1966年，就在大家准备深入研究、全面考证之时，“文革”却开始了，“十年浩劫”中断了这项工作。期间，张颔成了“走资派”、“反革命”，长年挨批斗，遭受迫害，被打入“牛棚”6年之久。幸运的是，在“文革”当中，所有的侯马盟书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坏，而是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侯马文管会陶正刚宿舍里，后又转运到太原文庙后面的一间旧房子里。

它正默默地等待着“伯乐”前来，一解这千年之谜。

对比铜戈：盟书揭开“赵孟”面纱

时光在流逝，到1973年，盟书出土已逾八年，对盟书整理工作的搁浅，众人心急如焚，虽向有关方面呼吁，但难以得到响应。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转机，当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山西，先到大同检查云冈石窟，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石窟做准备工作，又绕道五台山，来到太原。张守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给王冶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让人转交面呈，大意是说“侯马盟书出土已久，一箱箱标本均在太原盼着王冶秋同志有空能过目，希望能对盟书整理工作给予支持”。数日后，王冶秋明确指示，要尽快整理出版，把材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

事后山西省有关领导及时召集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由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参加工作，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工作房间也作了相应调整，从此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大家的心情亦无比愉悦。

但是，张颔还关在“牛棚”，被强制劳动，他能否正常参加工作呢？这还是个谜。陶正刚为此专程跑到省委宣传部，找到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卢梦，卢梦经过思考后，冒着风险，同意张颔参加盟书整理小组，这才让张颔与侯马盟书得以“重生”。

从此，张颔一下子被解放出来，其投入工作的愉快心情和实干劲头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热情高涨，为了查阅书籍、核对材料、专题访问，奔波于北京、太原、侯马之间；为了正确释字、科学考证、准确临摹，有时竟至废寝忘食；为了一批科学数据的取得，往往要埋头苦干几十个日日夜夜；为清洗盟书上面的浮泥，张颔和陶正刚二人的手在水中泡得白肿白肿的。

有时，因某个疑难问题不得排解，有的人竟急得落泪；有时，因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大家又不由得昂首齐声高歌。

侯马盟书里写了什么呢？在查阅古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张颔具体分工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他依据盟辞内容的不同，将盟书分为六大类。同时，陶正刚分工撰写“侯马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张守中负责临摹。

盟书文字笔画细小，出土日久，潮气尽散，朱书笔迹多有褪色，观察原件时需要有强光照射，并以试管滴注清水于字面，以重新复原文字的清晰度，还得用放大镜来辅助观察。

为了临摹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摹本，张守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眼睛长时间在强光之下，十分劳神费眼，最后落下了早早视力衰退的毛病，令人为之心疼。

毕竟，这些古文字读来深奥艰涩，通过一年多艰苦钻研，他们终于将神秘文字破译了出来。

1975年末，他们将定稿送到北京。为了把侯马盟书文物资料拍摄好，照得清晰明亮，达到国家一流水平，还把全国著名的摄影大师、专门给毛泽东主席照相的吴印咸老师请出山，来给盟书照相。吴老当时已年逾古稀，两鬓白发苍苍，仍然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前后数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人佩服、崇敬。

3.5公斤重的考古巨著《侯马盟书》于1976年问世，其价值远远超出了盟书本身，很快就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对盟书的科学研究，解开了许多史书中记载的疑惑，使史学家们触摸到了真正的历史。

“盟书”背后是什么？主盟人又是谁呢？

在这些写在玉或石片上的盟辞里，专家发现有“子赵孟”的称谓，所以，这些盟书的主盟人应该是“赵孟”。

经考证，这个赵孟就是晋国六卿中的赵鞅，又称赵简子，当时他是晋国的正卿。侯马盟书的内容，就是在春秋晚期，即公元前497—前489年间，晋国正卿赵简子与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章。

盟书里的盟文，记载了公元前497年前后晋国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是赵鞅与家臣之间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须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得私自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得与敌人来往。

从盟书内容反映出，盟誓成为赵鞅壮大赵氏频繁使用的必要手段，他联络团结各种力量为己所用，不断与同情者举行盟誓。

赵鞅作为晋国的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为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他联络本宗，招降纳叛，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

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表忠心。如果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

同时，赵鞅也通过采取经济赏赐等手段，大大激励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形成赵、魏、韩、知伯四卿并立的局面。

这时，主盟人得到了确认，他就是赵鞅。所谓“侯马盟书”就是赵鞅主盟，与众多本族与异姓举行盟誓的确凿实物证据，它反映了主盟人努力推行新兴的封建制度：在经济上，推行当时对老百姓最为有利的田亩征税制；在政治上推行郡县制，对战场上有功之臣的奖励不是采用分封采邑的故旧办法，而是实行郡县。他采用对奴隶有利的措施，因而得到广大奴隶的拥戴。所以，“晋阳赵氏集团”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时隔20年后，太原赵卿春秋大墓出土了“赵孟作御戈”，让陶正刚联想起侯马盟书中的相关文字，他通过认真对比戈上铭文的字体，惊奇地发现，两者字体非常相似！

但是，在春秋晚期，赵简子及其儿子赵襄子都曾在晋阳地区执政驻留，父子俩在此都有过显赫的建树，成为晋国握有实权的“执正卿”。那具体是谁呢？

史料显示，赵简子死于晋阳，而赵襄子应是死于河津。所以，专家们综合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做出判断：晋阳城北金胜村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曾经担任晋国执正卿长达22年、叱咤疆场雄霸诸侯的赵鞅，即赵简子！而且，两者的字体十分接近，这说明铜戈和侯马盟书的主盟人赵简子有关，甚至戈上的文字与盟书中的盟文，有可能也出自同一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