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安特生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假如仰韶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就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的遗迹，他还设想西方的文化应该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两条道路向东传播，那么这个文化通道真的存在吗？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1923年，安特生决定到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去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址，这样安特生在中国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开始了。

这次考古行动从1923年5月开始，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沿着黄河西上。中央政府给各地的省长们写信要求他们对安特生的考察团给予关照，并且安排了10名护送的士兵，还发有写着汉、蒙、藏3种文字的护照。

考查队走到兰州之后，偶尔从一个货摊上找到了一个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在得知这件彩陶来自临洮后，安特生就沿洮河而行，终于在临洮县洮河西岸一个叫马家窑的村子发现了一处新的仰韶文化遗址。

让安特生震惊的是，马家窑的彩陶打磨得非常细腻。它的器型丰富，图案极富变化，比仰韶发现的陶器更加绚丽多彩，即使在今天，考古学家仍然没有再发掘出比马家窑彩陶更为精美的陶器，这一发现让安特生喜出望外。

1924年夏季，安特生又在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发现了齐家遗址，奇怪的是，和马家窑遗址相反，齐家遗址出土的多是没有花纹的素陶，彩陶多是红褐色，纹饰简单，以菱形网纹和三角纹为主，出土的大耳罐与古希腊瓶子的造型非常相似。

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的考古发掘持续了两个多月，共发现遗址近50处，发掘的全部文物一共装了25辆马车。

根据这个逻辑，安特生认为彩陶绚丽的马家窑文化应该晚于齐家文化，为第二期。通过对比，安特生还认为，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于西方彩陶文化的特点。假如甘肃彩陶是从中原发源的，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因此甘青的考古挖掘似乎完全证实了他先前的推测，那就是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在西北得到发展后，然后通过甘肃传播到中原地区，产生了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

安特生在西方文化中寻求仰韶彩陶答案的假说，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而且成为中外考古界最感兴趣的话题，安特生也因为倡导“中华文化西来说”而名扬中外。

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应安特生请求，中国政府赠送给瑞典一部分。1925年底，当文物运达瑞典后，国王古斯塔夫非常重视，立即拨出专款在斯德哥尔摩修建一座宏伟的博物馆，并亲自命名为“远东博物馆”，由安特生担任馆长。该馆还创办了馆刊，不断介绍中华远古文明。

1926年10月，安特生陪同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访问中国，安特生原本计划陪同王太子前往河南察看仰韶村遗址，但由于当地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地质调查所特意安排王太子到山西太原附近，参加了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弥漫的硝烟中，已经63岁的安特生再一次来到北京，准备继续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但安特生知道炮声隆隆的中国已无法进行学术考察，1938年，他转道越南回到了瑞典，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让他声名远播的中国。

安特生走了，但他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仍然流行，那么，仰韶文化是什么性质的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百废待兴，但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忘记仰韶，并没有忘记安特生留下的“中华文化西来说”。

半坡村距陕西省西安市十多公里，195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工作队进驻半坡村，随着他们的到来，神秘的仰韶文化逐渐露出了它真实的面容。

半坡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出土的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器物有近千件，其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红陶，陶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绘有黑彩的鱼纹盆，鱼纹也是半坡彩陶的主要标志，这也说明在远古时期我国的西北地区是一个水河密布的地区。因为有彩陶的出现，考古人员初步断定它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