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念间，岳飞不禁悲愤填膺。寒风中，他猛地撕去了上衣，背后刺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在反射烛光的飞雪中显得分外刺眼。

岳飞拿稳笔，挥手在纸上写下遒劲有力的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然后将笔一摔，提起酒壶……

是夜，岳飞之子岳云和岳飞的得力部下张宪，也随同岳飞一起成为了皇权下的冤魂！

岳飞含冤而逝后，韩世忠怒火中烧，不顾旁人劝阻，当面指责秦桧：“岳飞究竟所犯何罪？你必要置他于死地？”

“谋反！这事圣上早已说明了。”

“证据何在？”韩世忠逼问道。

秦桧十分尴尬。以目前韩世忠在朝廷中的地位，他还不敢轻易得罪，只得含糊地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未得实据，恐怕是莫须有的事情。”

韩世忠怒斥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秦桧哑口无言。

岳飞之死，死在了秦桧所说的“莫须有”三个字上。史学界上对这三个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也许有”，另一个是“不需要有”。究竟是什么意思，留给古汉语学家去头疼吧，我们只需要知道，岳飞之死是不是真像秦桧所说的那样“莫须有”。

传统观点认为，害死岳飞的是秦桧，因为岳飞的坚持抗金伤害了秦桧靠求和而谋得的利益，同时也让他这个主和派在朝廷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岳飞是颇受朝廷器重的将领，他的生死事关南宋的存亡，尤其是在对金和约尚未签订之际，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是南宋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金人自云：“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足见岳飞之于抗金战争的重要性。而虽然秦桧官任丞相，虽然宋朝民主之风泛滥，但真正拍板定主意的还得是高宗。虽说赵构一心求和，但也不是可以被臣子操纵的傀儡，没有他点头，秦桧在怎样胆大妄为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可以说，岳飞其实是死在了高宗手上；而秦桧，只不过是在古代“为尊者讳”的陋习下的一只替罪羊罢了。

一般认为，高宗之所以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尊严，将抗金的中流砥柱置于死地是因为岳飞曾多次公开表示，要直捣黄龙，迎回受辱的徽钦二宗，也正是他在《满江红》中所说的“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按照岳飞的能力和岳家军的实力，实现这一愿望倒也不是痴人说梦。但高宗却对此十分恐惧――一旦徽钦二宗重归宋朝，那他赵构的位置往哪摆？徽宗倒还可以继续做太上皇，钦宗呢？就算是宋朝有兄终弟即的传统，就算是赵构是赵桓如假包换的亲弟弟，但兄未终、弟便即却说不过去。退一步说，赵构称帝也是非常之举，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而钦宗一旦还朝，就将出现天有二日的另一个极端，导致朝局彻底变乱。明朝时期土木之变后，北狩而归的明英宗和临危登基的明代宗就因为帝位的归属问题而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夺门之变，致使以写下脍炙人口的《石灰吟》的于谦为首的一批忠臣蒙冤而死，国家政治、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岳飞果真迎回二宗，那么羽翼未丰的南宋政权势必将会更加风雨飘摇。

传统观点虽然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却站不住脚。宋自开创以来就以统一中国为祖训，这一点无论北宋南宋都没有忘记过。只是对手军力太过强大，难以实现。几次努力与尝试（为了统一中国，宋人联合野蛮的金国出卖了百年和好和对中原文明更亲近的辽国；为了统一中国，宋朝又联合更加野蛮的蒙古，灭了热衷于汉化的金国），一直没有成功。说高宗怕迎会二宗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这更是主观臆想。赵构在即位诏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可见赵构在即位之初就下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迎二宗是赵构首先提出来的。“二宗”也根本就不想当再当什么皇帝了（徽宗是太上皇，早没了做皇上的心思；钦宗在金国也托人捎信给赵构，告诉他只要把他们迎回来，他做平民都是高兴的）。因此，赵构根本不怕岳飞迎回二宗。

之所以在岳飞即将直捣黄龙之时下令撤兵，致使功败垂成，还是出于高宗一心求和的愿望。

在这个非常时期，主和是稳妥的做法，先保存实力，休养生息，以图日后再战。主战是冒险的做法，成功则收复失地，不成则国破人亡。高宗决定采取主和的观点，完全是经过通盘考虑后做出的稳妥策略。从《宋史•秦桧传》中的一段记载里，可以了解高宗议和的决心：

（绍兴七年）十月，（秦桧对赵构说）：“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

秦桧给高宗留下了足足六天的思考时间，而赵构的求和之心丝毫未减，可见以非战的形式曲线救国是赵构心中最重要的思想。

绍兴七年，徽宗客死异乡。同年高宗任命秦桧为主持与金古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绍兴九年，在秦桧努力下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

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虽然表面上看南宋一时纳贡称臣，但若知耻而后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宋国终有一天会报仇雪恨（事实也证明金亡于宋蒙之手）。当时人们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绍兴和议”签订后，高宗就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后赋闲优养。如果高宗不想迎二宗，“绍兴和议”签订前就可以在谈判时偷偷地对金人不让二帝回来。而事实是绍兴和议的内容是金国答应迎回尚在人间的钦宗……

岳飞也在呈给高宗的奏章中说道：“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在《乞出师札子》上，岳飞又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宁德皇后梓宫，奉迎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 然后乞身归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可见，“迎二圣”根本不是岳飞与赵构矛盾的根本所在！

然而形势并没有向南宋君臣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绍兴十年（1140），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兀术成功登基，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并扬言要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让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把钦宗当一张王牌和宋高宗斗。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兀术就是主战派。金国主战派掌权后，金兵大举分兵南下。当时双方国力都消耗殆尽，虽然岳家军取得胜利，但其他的几路宋军皆败。岳家军也损失严重。为保存实力，高宗不得不急令岳飞班师。而岳飞此时正打得顺手，如何肯罢？其他几路人马都已班师，岳飞兀自不退，已成孤军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才出现了一日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的事儿，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忠事不忠人的岳飞违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招回，就是说他连续十一次抗旨。这个逆君之罪已经不小了。

岳飞之死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在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条件不允许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是毕竟是强弩之末。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骑兵主力。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在平原地区还可以与金国的精锐骑兵较量。但若劳军远征准备不充分，在金国的土地上和大量的骑兵精锐较量，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人民的愿望、国家的政策相冲突。

岳飞个人的悲剧则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所至。他的死并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

绍兴七年三月，朝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本来高宗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

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

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八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三十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

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而岳飞作为大将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其本身便是对高宗的地位构成威胁，作为拥有众多兵马的武将参与立储之事已经是超出了一个武将的范围。岳飞的建议一下子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绍兴和议之后，高宗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声称自己的愿望只是“收复旧山河”。

岳飞曾经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但这话在赵构的耳朵里却变了味儿。给你钱，你不要；给你加官，你也不干，那你到底想要什么？难道……想到这里，赵构的脊梁骨都开始冒凉气，不禁回想起当年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防将如防贼，成了赵家的家法。宋金之战爆发后，出于战争的需要，将领们不再遵守国家对兵员的限额，大量收留流民山贼逃兵降兵，军队数量急剧膨胀。将领们拥兵自重，把国家的军队变成了自家的武装，什么“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就是没有赵家军。研究宋金战争的人不难发现，金军作战非常注重配合，而南宋的军队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互相猜忌，时刻提防着被别人给吞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陷害他的口实。

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不过他没有赵匡胤的造化，身边有个足智多谋的赵普，可以用不伤害感情的做法解除武将因手握重兵而给朝廷带来的隐患。因此，他只有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

自宋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已经成为了不成文的祖训，到了南宋高宗时期，更是蜕变为“重文防武”。“中兴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无一不在绍兴和议后被以各种形式解除了兵权。

北宋的大将狄青是重文轻武受害者的典型代表（狄青行伍出身，靠赫赫战功取得高官，但因为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头衔，在朝中备受歧视甚至是流言蜚语，最后在恐惧中抑郁而终），南宋的岳飞则是重文防武的缩影，整个宋朝的军事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维系着政权的存在，以排名中国历史第二的兵力（第一是明朝）把守着大宋脆弱的防线，凭借有史以来最发达的经济支撑着日益萎缩的国土。

金钱虽然可以换回暂时的和平，但在日益凶险的周边局势面前，这种脆弱的和平维系不了多长时间。当让大宋帝国饱尝屈辱的金国渐渐衰落之后，一个更为凶悍的民族崛起在蒙古草原，大汗麾下的铁骑在欧亚大陆掀起了一场黄色风暴，同时，也让勉强维系了三百多年的大宋帝国化成了历史的灰烬。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