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使是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唐代实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 “租”是缴纳的粮食：“调”是缴纳的布匹；“庸”是为官府服劳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形式多样的折纳制，可以折纳成稻米，桑蚤，也可以折纳为金银、铜铁等。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洊安”是地名，同属岭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这里以产银著称。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洊安”两地的税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这些东西在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是需要检验的，就是你不能缺斤短两。我们在这个上边看到有一个银饼上面又加上了一块，就是可能是在检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分量不够，所以又把这个银子又加上一块。原来我们只是在文献当中来研究这些问题，现在这些东西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上面有文字，而且直接写上是庸调的银饼，我想这个事情正好又和刘震他自己担当这个官职租庸使有关，所以我想这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吧。”

　　刘震在兴化坊的住宅与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基本吻合，租庸使的身份与这些税银关系密切，刘震生活的时代与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年代相一致。有关何家村遗宝是谁埋藏的问题逐渐清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震要埋藏这些财宝呢？

　　刘震生活的年代，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乱，这就是“泾原兵变”。公元783年，唐德宗李适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河南襄城，派驻守在长安以西，今甘肃泾原的官兵前往救援。泾原五千大军日夜兼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银饷。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官兵发生叛乱。叛军攻占京城，涌入皇宫内库，大肆掠夺金银财宝。造成宫内官府财产的严重损失，百姓也遭到抢劫。

　　如果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可以认定是刘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唐代的租庸使是否可能把官府的赋税放在自己家里？赋税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精美的珍宝？

　　《唐六典》中记载，凡金银、宝货、绫罗均可折为赋税。这里所说的金银可以是银饼、银板、银铤，也可以是金银器，宝货的范围那就更为宽泛了。

　　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

　　采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那么整个全过程谁有权力能够完全的接触，只有租庸使，因为租庸使就是因为他不是常设官，就是特殊委派的这种官，所以只有他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只有租庸使能够全部的接触这个全过程。刘震运出去这些财宝文献里头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从哪儿运出去的，如果是从官府运出去的，说明他能够管理这批东西，如果是从家里运出去的，说明他有可能是贪官，但是不管是从哪儿运出去，都说明只有刘震才有权力有能力去处理这批东西。”

　　《太平广记》中有一段记载：泾原兵变八个月后京师收复，刘震的外甥王仙客回到长安，有人告诉他，刘震投降了叛军，叛乱被平定之后，刘震夫妻已被朝廷双双处死了。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叛军占据京城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秩序十分动乱，或许刘震不敢，也不愿意将埋在自己家里的财物取出上缴。在朝廷平息战乱收复长安后，由于刘震犯下的是十恶不赦之罪，夫妻双双被处死，于是这些珍贵的财宝也就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沉睡在地下，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直到一千两百年后，一次偶然的建筑施工才使它们得以重见天日。由于它们出现的那样突然，而又缺乏详实的文献记载，因此，今天的人们试图揭开这批遗宝所有秘密的过程，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设的过程。

　　1970年的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时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这样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如果不是刘震又会是谁呢？

　　我们首先从何家村遗宝的构成来进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这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千余年。

　　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成系统，有目的拣选出来的钱币，它们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有更加贵重的东西，像金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玉器里面的玉带，玉带挎，那不是一般民间的收藏钱币的人能够收藏得到的东西。”

　　民间难以收藏到的还有这些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 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30枚金开元，则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表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在炼丹的当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说是必须的一种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钟乳石等等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