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的变政救亡之绪，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救亡运动。近百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中外关系史上难以平复的创伤的评价，可谓是争议颇丰、歧见纷呈。在中国，史学着作对其评价多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落后”之间徘徊，取中则定位为“一分为二”；特别是建国以后，出于史学“经世致用”之传统和现实的政治使命，人们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性质。而在西方，与之相反，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恶和最可怕的象征……甚至进而成为对一切非西方人的负面的概括”的恐怖团体（注：［美］柯文：《用三种基调看历史——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转引《读书》1998年第1期，第122页。）；最近几年来，伴随着西方“中国中心史观”的兴起，以周锡瑞和柯文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立足于中国的乡土民俗文化，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来钩沉史实，从微观上探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尽管他们对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价值判断多持保留态度，但也未能掩盖其独创之处。本文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古典爱国主义”（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72—87页。）精神的前提下，选择当时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蠡测他们对这场呈现着“排外灭洋”之外观的下层民众救亡运动的不同态度及心理。并作出简要探析，以便更好地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

　　一、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黄河流域兴起之时，适逢一批维新志士在南方长江流域联络会党、组织力量，图谋“武力保皇”，再度变法，以救中国。此种情势之下，以康有为、麦孟华、赵振、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及其同道，更多地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改良所造成的阻力及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一立场出发，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

　　首先，侮称其为“愚者”、“乱民”。赵振认为，义和团民众只不过是一群“眩于端王之权利，惑于拳师之奇术，垂涎于人财帛”而起的“乱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9页。）麦孟华也指责义和团为一群“愚者”，其“贸然排外”的野蛮之举，是因其不知中国衰弱是“国政之腐败”造成的，因而“惟愤外人之逼迫”，这与时势是相悖的。他们认为，只有“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者”，才是“智者”。（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这里，他们以“学习外国与否”作为评判智愚的标准。不可否认，此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欧美近代先进文明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亦是时势的一种必然；然而在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仅以此作为评判的准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近代中国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两种选择都不失其合理性。这样，知识分子圭臬的偏误带来的论断也只能是偏执一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弱是内政不修之果，与外人强迫无关，倘若中国内政已修，自然也就不会有外人入侵。显然，此种思考为列强开脱了罪责，混淆了西方文明与侵略二者间的关系。平心而论，这群自视甚高的“智者”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自然就难以看到义和团的救国正义一面。因而，赵振在《说败》一文中认为，义和团非为“雪国之耻”举动；黄遵宪也说义和团是“无端桴鼓扰京师”，称其为盗匪。（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77页。）既然如此，他们也就会在心理上把义和团的“排外”救国与他们自己的“习外”救国对立起来，视二者为冰炭水火。他们还认为，义和团使中国丧失了维新机遇，说“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7页。）偏颇的心理使这类知识分子忽略了义和团排外的内蕴，仅仅认为自己是救国的，心理上对民众运动瞧不起，行动上自然也就会站在和团运动的对立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