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情赞赏之态度

　　社会上对义和团非难咒骂甚嚣尘上之时，以创办《开智录》为代表的“三自”青年（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容闳、陈少白及一些留学生却理智地为这场救亡运动唱赞歌，并对其隐藏在非理性外观背后的“民气”表露出欣喜之情，而予以精神方面的认同。

　　首先，他们较客观地指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中国旬报》上刊文说：“义和团之起，本因与教民为仇”，（注：丛刊《义和团》（二），第146页。）而列强欲借此瓜分中国，无端派兵，践踏禹土，因而他们斥责“文明”强盗杀戮中国民众的野蛮暴行。《开智录》刊《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中云：“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是今日“所谓文明国”，正是其欺压凌辱，才造成了北部山东、直隶人民起来联络民气，“杜绝列强”，“振起国民排外之由作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59页。）很显然，这类知识分子看到了义和团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兴起的。《大陆》杂志也载文曰：列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敌忾之气乃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426页。）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批人已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去探究义和团运动的由来，这就为其肯定义和团打下了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受新学浸贯甚深，主权意识较浓，故而对西方国家的胁迫和清廷的妥协、出卖主权表示极大不满。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不为忧虑地说，“今因北清变乱，和局又开，各国之权利愈加，则中国之分际必愈失，国将由是变乱，民将由是困苦”。（注：《议论和之中国》，《中国旬报》第32期，1900年12月16日。）体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思。

　　其次，肯定义和团民众中蕴藏的力量。《中国日报》的社论《中国轻重论》一文认为，义和团民众仇杀洋教、嫉恶外人，这种举动虽然可笑，但“其热以可嘉”。他们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之心”，视见了民众中蕴藏的力量，认为中国“民智可轻”，但“民气不可轻”，只要民气未死，一旦将来民智、国风日开，则中国必会有“国虽亡而民未亡，国可灭而种不可灭，朝祚虽失而中国犹卓然以独存，必能见重于地球而莫之敢侮”的局面。（注：《中国轻重论》，《中国旬报》第30期，1900年11月26日。）不难看出，这种论说虽呈现出非理性一面，但已经较为公正地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称赞其为中国“民气未死”的表征，认为民气尚存，并对此抱极大信心。着名维新人士容闳与友人论时局也说：“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中国下层愚氓，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籍此，坚信中国“必有大革命之一日”。（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15页。）还有的论者以天赋人权论评价指出，现时政府压力深重，民难忍受，心思夺回其原有之主权，这是合乎情理的事；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国民“知争之显据”，虽其与各国争权之事“未尽合理”，但关键的是“争权之兆已隐伏于四百兆人之方寸间”，已是中国自立的“绝大起点”。可见，知识分子内心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是民族自立的先驱，自然对于那些贬斥义和团的言论也不会置若罔闻。他们说，当世政治家多讥讽义和团野蛮是缘于这些人嫉恶民权，不懂得义和团是中国“自立、自主、自由之绝大质点，绝大机关”，这部分知识分子颇具信心，认为民智大开之日，这一“质点”必会发育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最终在支那大陆成就一“民主之大国”。（注：《主权篇》，《中国旬报》第33期，1900年12月26日。）从人权角度理解义和团有点失之牵强，不尽合理，但已流露出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欣慰，他们把义和团与外人“争权”看作是民族自立、自主、自由的起点，并且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即希望国人要敢于争权，通过此建立一个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