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惧外而指责义和团。在这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义和团不是救国，而是排外，这一心理定势蒙蔽了他们的视听，使其只注意到运动的表象，眼耳中充斥的仅是义和团的“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等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外人的“骂我野蛮，辱我犷种”，内以担忧的是“绞我国民之膏血”的赔款与“荡我国民之室家”的割地，这些“公害”都是义和团的“排外”造成的，所以“彼实即为国民之公敌”。（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不难看出，这类知识分子只看到“排外”的负面效应。从心理动因上来说，这些旧学根底深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千百年来，长期的单一生活结构的影响，使中国人在治乱循环中形成的“喜稳怕乱，求定息争”的心理作崇，人们对乱的心理承受力极其有限，不愿意也不希望看到乱；同时也把防乱、治乱作为自己理想和首要目标来考虑，一旦出现乱便想立刻去制止它。维新之时，康有为曾一再以金田起义，“奸民蓄乱于内”、“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整个社会“乱机遍伏”，揭竿斩木之事“已可忧危”，（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5、205页。）相挟要求变法，以防乱患于未然。尔后变法未成，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麦孟华则说：“团匪”之乱，祸延宗社，危及乘舆，涂炭生灵，损失公私财产无数，这不仅仅是“国家之害”，更是“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因而，他们呼吁天下有血气、有知识之人，应对此“痛以疾首，群思剚刃于其腹矣”。（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0页。）另一方面也有惧外、媚外的心理因素隐含其中。对外战争的屡屡败北，半殖民地程度深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反往日与西方交往时“以尊临卑”的文化心态。正如心理学家所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经过多次失败者，当面对类似情境时总会降低或丧失其信心”，“失败的经验不但能打击个人的自尊，而且使个人在团体中产生自卑的感情。”（注：张春兴、杨国枢：《心理学》，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第65页。）自信的丧失和自卑的增多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半殖民地社会意识”：即崇拜、模仿外国，行事上谨小慎微，这样一来造成了惧外、媚外心理。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些人就对时局颇具忧虑：“中东一役，仅日本一国已赔至二万万，今则八国之师齐集都下，计其赔数岂可数计，不知将何以应之。”（注：丛刊《义和团》（四），第232页。）这样，在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知识分子内心对列强一方的畏惧，认为得罪不起，就必然会转向迁怒自己的民众，斥其“激怒强邻，酿成大衅，实为罪不容诛之大憝”，这是惧外、媚外的一种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惧外、怕乱的二重心理交织遮蔽了这类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视野，使其最终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只能是不信任的态度。

　　第三，认为义和团宜剿不宜抚。“怕乱”、“惧外”之心理，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张对义和团“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83页。）康有为声称，拳匪作乱，祸及外国皆由西太后及荣禄等人通联拳匪所为，现今要中外相安，荡匪除奸，“莫急于扶我皇上亲政”，而皇上亲政也会有恩于诸国，于各国“拯救之德，尤思所护”，再以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不费一兵一饷，“必能保全”，这对于各国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此种考虑之下，冯镜如等人上书日本总理山县有朋，诚意要求“各国联合重兵……扫除匪党，修睦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注：《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华商上大日本政府书》，《清议报》第49册，“附录”，1900年6月27日。）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是滑稽的，但它却是知识分子心中视剿匪救上为第一急务的必然，透露出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不满；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也利用会党势力抵制义和团，对“乱”和外人的恐惧，使他们反对“灭洋”。他们通过发放富有票，将会党的“扫清灭洋”的宗旨变为“救国保民”四字，唐才常曾认为，“灭洋”二字足亡中国有余，一旦将来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这样会造成国亡种灭之惨局。因此，现今，“第一义即不可伤害洋人”；（注：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4，第19页。）在对南方会党改造的同时，康有为亦致函海外各埠保皇会：要求其“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82页；见《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这样，媚外、剿匪、救上——这就是此类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时局所作出的心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