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日趋浓厚，他们对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认识的更多，赞赏义和团的言论也骤增。1903年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时说，俄人之所以一再踌躇，不敢发其席卷中国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庚子排外暴动之民气”，学生称赞这种“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注：《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2期。）还有的说，义和团的举动虽“野蛮”了一点，然而也一时快心辣手，逞血气之勇，“乃使外蹙额屏足，莫可谁何”，这是至今“犹存影响于世界者”。（注：《民族精神论》，《江苏》第8期。）这些评论正是1903年前后列强侵略加深之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反应。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也隐然肯定义和团是“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的正义之举，看到了运动背后那种不可小视的“同仇敌忾之气”，他还把此上升到民族独立高度，以为将来中国一心，这种力量又不是直隶一隅的义和团可相比拟的，他们的自保身家之谋，也就不会弱于其它国家之人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下册，第601—602页。）诸如此类的言论还很多，尽管其立论角度不一，但都在批评义和团“排外”的同时，更多地褒扬其保家卫国之正义性，欣赏其“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是“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概而言之，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内心对义和团的赏悦，看到了充满潜力的“民气”，因而认为，下等社会必是将来经营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坚”。（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408—409页。）从整体上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已不再惧乱怕事，对乱的心理承受力也较大。他们从流血、动乱中看到了民众知道争权的希望，虽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斥责义和团在方式上的野蛮一面，却也肯定了它的精神，并且他们在心灵深处把对满清的恨与对义和团赞赏结合起来，急切希望中国也来一场欧美式的“大破坏”，因而也就把义和团看作是这场运动的前奏序曲。《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认为，这是“天假义和团之手，借联合军之力，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59页。）实际上，他们在这里把反清赢得民族独立的任务，加之于义和团身上，因而在潜意识里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肯定义和团的暴力运动的合理性，认同义和团的那种“冒万死以一敌八”的精神，并借此自励，以养成以死相搏，拯救中国的赤子心。另一方面，这类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较大，知识构成发生了变化，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55页。）此种两难心理加上近代观念意识，使他们看到，20世纪绝非闭关之时代，也根本没有“见外人就打的理”，（注：《陈天华集》，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127页。）他们也看到“民智不开”、“民气犹可用”等一系列问题。遗憾的是他们此时对义和团也还只是指手划脚、坐而论评，谁也没有切实深入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中去做开启民智的工作；结果只能成为一群脱离民众的“英雄”而抱终天之恨。

　　总之，庚子前后的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褒贬互有，心理上喜恨不一，甚为驳杂。但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讲，贬多褒少，忧大于喜。造成这种心理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思想革命、社会变革方面倾慕西方、学习西方，而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利益方面又反对西方。这样，也就形成了广大知识阶层和其它改革者的二难矛盾心理。再加上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又多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交织而成的漩涡之中的“边际人”，头脑中多元价值观念在同时起作用，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和抉择困难，从而体现出不协调的自我和角色。如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兼治天下”及“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仍不时的支配着他们。这种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的耦合影响了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在经历了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之时，很难做到超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整个民族的得失为准绳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评判。如此，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追求近代化以及反对外来侵略之时，必然认为义和团不足为训；另一方面，伴随外来的压迫日渐加深，对义和团的抗争及其悲剧至少又难以从精神上全盘否定。简言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交织，使得处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很难从他们的近代爱国主义观与下层民众的古典爱国主义观中找到契合点，来引导民众变革社会，最终皆因势单力孤而以悲剧结束。时人吴玉章曾以明晰的语言表白了精英们的这种心理：“我当时已受‘新学’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他们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非常钦佩。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当时还处于四民之首‘士’的地位，所以我对他们的运动采取了旁观的‘中立’态度。”（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4页。）这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写照，也彰显了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间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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