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上所言，以康有为、麦孟华为代表的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产生不信任的敌视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由于对“外”的态度不同，致使他们对民众运动的认同产生了障碍，过多看到的只是其中“非理性”的外观。殊不知，两种爱国观在多元共生、异质并存的近代中国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中立裁判者的心态

　　以梁启超、蔡锷、汪康年、秦力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与前一类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从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审视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民众的英勇斗争对中国政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表达的多是中立的持平之论。

　　梁启超目睹了民众运动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阻挡作用，他曾说，义和团运动前，“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也”，运动之后，“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1902年，留学日本的蔡锷在《军国民教育篇》一文中也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体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举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注：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这里他把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与甲午后亡国灭种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它的到来是列强凌辱之下忍无可忍的一种必然，与知识分子的“振举自上”的维新运动一样，是一次“奋起自下”的图存之举，二者是并行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张排满革命的秦力山，虽对义和团的“扶清”口号颇有微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义和团的斗争精神，他认为义和团民众的觉悟较当时日本群众为高。他说，日本人虽称沙俄在东京建立教堂为“污物”，可“日人言之而不敢行之，义和团居然行之。岂日人文明程度，反不义和团若欤？”（注：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章太炎怀有强烈的种族复仇情绪，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时，囿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目之为“匪”，但后来随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民族危机的驱逼使他也改变了此种态度，认识到义和团民众爱国正义的一面，看到了其对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他称，“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2页。）对此，章士钊曾说：“至于推挹义和团，谓中国之强根在是者，太炎且口将言而嗫嚅。”维新人士汪康年在义和团运动时，“着论力斥拳匪之酿患，政府之误国，然推本于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缘由；以见其咎不尽在吾国，西人转相译述，复证以闻见，于是公论稍出。”（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73页。）综上所述，这类知识分子虽然也不赞成义和团运动，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尊重历史事实，把义和团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历史行程中去考虑，进而采取裁判者的态度加以评论，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外族凭陵情势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也已看到了义和团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