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也学会了识别哪些是可以用来治病的，哪些既可以做食物充饥，同时又可以做药用于治病。比如说，大黄这种植物，它的根茎又大又粗，当人们还不认识它时，可能在饥饿时就拿它来充饥，吃后可能大泻一场，以致于以后不敢再“问津”了。然而，也可能有的人正由于消化系统的积食而感到腹痛腹胀，经过这一泻却把原来这些积滞泄掉了，从而解除了身体的病痛。他可能把这种经验告诉自己的同伴，并互相传播。以后，当同样病痛发生时，有人就会有意识地去采集它来做药用，这就是药物发现的原始过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到了农耕时代，可食的植物已经不少，但这些植物并不单纯用来做食物，在食用过程中，也会逐渐导致对这些植物药用性能的发现。再举个例子。在早期的饮食中，人们常常食物与药物不分，混在一起。拿生姜这种植物来说吧。它是一种绝好的食物，各种菜肴中都要用它来调味，尤其是荤腥味重的鱼类、肉类，放上姜来调味，就会变成可口诱人的菜肴。但是生姜或者放时间长了的姜，水分逸失，就变成老姜或干姜，具有辛辣味，有些发汗作用。每当人感冒受风寒时，就会想起它，沏一碗热姜汤，用它来驱寒。那么，如果要间姜这东西究竟是食物呢？还是药物呢？你就说不清楚了。根据这个道理，古人才说我国有“药食同源”的传统。

据记载，4000年前的商代国王手下有个臣子叫伊尹，他又是商王的厨师，负责烹调饮食。他极善于作汤类饮食，做出来的汤鲜美可口。《史记·汤本纪》说“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他做出来的汤液，还能做药治病，所以中医又认为汤药始自伊尹，以至于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有“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的记载。

这种食药难分的情况在早期中医的方书中，还有所记载。如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最常用来治风寒感冒的方子叫“桂枝汤”，其组成共五味药：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姜 大枣试看，五味中除白芍在烹调时用得少外，其他几种，多数至今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还是厨房里的常用的调味品哩。

如炖羊肉时，放点姜，几粒枣，这是常有的事；在红烧肉或其他肉类时，放几片桂皮，以增加美味，也是常见的。在出甘草的地区，用几片甘草放在菜中，也不少见。总之，这个方子既是一种汤药，也可以说是一种菜汤。

就是在这种古代亦食亦药的情况下，人们把食物也同佯分出了它的食性，就像药物的药性是一样的。如今，还有不少可食的东西可以在药店中买到，如桂圆、杏仁、大枣、莲实、蜀椒、山药……而这些东西你也同样可以到副食品店里去买。古代药食不分的情况，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其药食同源之风至今遗存。

既然药是有药性的，由于与药同出一源的食物，也可分出食性来，就无何可以见怪的了。

与药物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先人也把食物分成寒、热、温、凉四种性，有的则是中性的(性“平”)。

根据中医的认识，人的体质有不同的类型，有偏阳性，有偏阴性的，也有中性的。如《黄帝内经》就把人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等类型。这些人的体质同样也有偏寒偏热的不同。这种寒热性质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所不同有关。如北方偏寒冷地区，人们可能也有偏寒的体质，多吃些热性、温性的食物，身体不会发生不适，反而觉得舒服；南方人则多适合于吃凉性、寒性食品。人的体质偏寒偏热，或偏于中性，与遗传也有一定关系，北方人偏热，南方人偏寒体质，也非罕见。

古代养生学认为，讲究食物的性，对养生修身关系是密切的。如食用与自己体质不符的食物，少了尚可适应，多了则出偏差，或滋生病症。上述吃龙眼荔枝仅其一例。也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乡吃羊肉，只是在冬天才吃，放点枣、当归、桂皮，吃起来还真香。这也是因为羊肉偏温发热；至于狗肉之类，比之羊肉，温性更大；而北方寒冷地区，人们每年从头到尾，随意酌食，并不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