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素问· 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

　　又《平人气象论》（中和）“平人者不病也”。天地之“和”，指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亦谓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天人同应，医学中所说身心内外“平”“和”的健康标准，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故由老庄至内经，所谓恬淡虚无、调摄精神的主张，都是效天地，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天道规律覆盖人道领域，自然法则通于治道、医理与文艺。所以在天人同构的思维指导下，先秦君主之治天下、医家之治病养生，对情欲分配节导等问题的理解与管理原则也是不约而同的。《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

　　《左传》记医和为晋侯诊疾时发表如下理论：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

　　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指标，内守精神使冲淡，外节声色滋味使情欲不过，先秦以前已积累相当丰富经验。如《吕氏春秋》：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所谓贵生知本，不外依自然规律养和守神，合度地管理情志和欲望，可享天年。

　　先秦音乐理论的结构机理与医理相同。周代以礼乐治天下，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西周盛世，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东周礼崩乐坏，诸子对乐的价值有所质疑，墨道为甚。唯儒家积极为礼乐理论作补充整理，至晚周高度成熟。如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见，其理论结构与同时代的天人相应同调。于人道层面，乐既通于治道，亦与医家治身思维原则一致，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

　　《荀子·乐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自此荀子为儒家以诗乐观风俗、成教化的文艺功能论定下基调，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文艺正统的方向。音乐，作为情志的产物，是欲望需求的一种，故人不能无乐。音乐与快乐同训，在解义上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是正面的。这种音乐的取态固然利于推动音乐社会的功能，对于肯定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更为积极。

　　《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