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居民，对待同一座楼里的同胞，自然是温良恭俭让。在与土楼外面的人们交往时，也能和睦相处。一旦有了矛盾，大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在承启楼做楹联调查时，江城听说了这样一件往事。

江城介绍：江集成因为建楼，有一天他去要账，来分发工资，他走到债主那里去的时候，那个债主蛮横无理，不但不给钱，然后，就拿一块木柴，就把他的额头打了一下，结果江集成血流满面，结果群众见势不妙，把他扶着就走了。

江集成的四个儿子听到父亲无故挨打的消息后，个个义愤难平，磨拳擦掌，准备报复。江集成就把他们挡住说，你们不敢造次，是我自己不小心，脚下一滑，砸了一个口子。他们那一家人，哪里敢打我们。于是，就把这场械斗压下来了。

关注土楼文化内涵的江城发现，几乎每一座大型土楼里都有私塾或者学堂。

有的私塾就设在祖堂前面的门厅里，使在楼里读书的学子们，时刻感受到祖先的殷切期望。

遗经楼大门前面专门围起一个小院子，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学堂，使楼里的子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良好的启蒙。

相传，楼主陈华兴在广州等地经商，富甲一方。

可是，陈华兴却始终认为千金终究会散尽，惟有读书可以传家长。

有一次，他把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为了建这座大楼，我赚的钱已经花掉了很多，没有多少可以留给你们。

倒是我和你叔叔幼年时所读过的诗书都保存着。

钱是花得完的，学识却用之不尽。只要你们饱读诗书，自然不愁衣食。

我把经书留给你们，并把楼名叫做遗经楼，就是希望你们以读书为重，代代相传。

客家人重视教育，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妇女身上得到体现。

出生在承启楼的江月娥，1918年新婚不久，就和丈夫闯荡东南亚。因为才华出众，她在海外事业有成。

正当江月娥的生意红火之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她不得不回到家乡躲避战乱。

不幸的是，回到家乡短短的三年中，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弟弟和弟媳，因病相继去世。

江月娥用弱小的身躯支撑起一片蓝天，她经常为别人挑货挣取脚力钱，来支持八个子侄求学读书。

后来，她把这些孩子都培养成了新中国的有用之才。

客家人竭尽全力培养后代读书，一旦有子弟蟾宫折桂，取得功名，也就成了整个宗族的骄傲和荣耀。

一些土楼人家的族规明文规定：凡家族中子孙在本年有进学、中举等好事者。要在来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十二碗菜肴，供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列宗之荫德。这笔费用，从祖宗留下的田产收益中支付。

对于那些学业有成者，客家人还要用在祠堂前竖立“石笔”的形式，进行表彰褒奖。

石笔，当地人又称其为“功名柱”或“石旗杆”。在过去的年代里，只有科举取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竖立。

这一根根高达八九丈的石旗杆，与土楼交相辉映，成为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物证和后代学子的楷模。

文化学者孙国亮了解到，靠着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好学之风，闭塞的永定县人文鹊起：自明朝成化十四年设县到清末，永定共有进士三十六人，举人三百三十六人，贡生达到四百八十八人。

清朝康熙至光绪年间，永定坎市镇一户姓廖的土楼人家，竟然出了两个进士，七个举人和五个翰林，俗称“四代五翰林”。

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同样是这个镇上的卢氏家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出了古生物学家卢衍豪、化学家卢佩章两个学部委员，再加上祖籍此地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人称“一镇三院士”。

2009年春天，按照古老的规矩，卢氏家族为那些作出突出成就者，在祠堂前竖起了石旗杆。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江城发现，一些胸怀天下的楼主们，早已打破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陈旧樊篱。

就在振成楼动工兴建的1912年， 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修改选举法。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企图复辟帝制。

1916年，振成楼竣工时，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但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动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