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创造了别一种人生，与现实的世界若合若离。我们无由推知金庸的本意，尤其不敢妄断金先生有意向人们做如何做人的说教。但他笔下的人们虽然活动在没有法制、以武功断是非的幻想的古代世界里，而且千姿百态，各有千秋，但总还是有一种理念的规范做统一的准则。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活动有作者的某种价值理念作为参照。

象郭靖这样的“侠之大者”，是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物。他与中国古代诸葛武侯，岳飞，文天祥等忠正人物的不同，除了他有盖世的武功，一是在于以布衣任天下事，二是他为民而不为君，没有愚忠于一家一姓皇帝的愚腐气。然而这些，并没有超出古典儒家价值的范畴。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金庸称许郭靖为“大侠”，他应是肯定那些儒家理想的。杨过少年狂放，率情任性，是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挣扎而殊少天下意识的人物。他最后在《神雕》中的出场却把他推到了首席抗元英雄的地位。并由是而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升华。那么杨过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入世的英雄。

东邪黄药师何以为邪？固然基于他于数术历算，总凡三教九流之学无不精通，复能自出奇径，独创武学。但金庸书中凡大宗匠无不有出人意表的艺业。桃花岛武功之“邪”未必超出欧阳峰的蛤蟆功，倒行九阴真经等功夫之上。他的“邪”当然要在行事为人不为礼法所拘。他聪明绝顶，因而不肯以古今任何人之是非为是非。但黄药师虽邪而别有大节，与欧阳峰不同。在嘉兴烟雨楼独斗全真七子时，欧阳峰说他杀了一个忠臣孝子，并把人头抛给黄药师时，黄药师大怒说“我生平最敬的是忠臣孝子”，把人头恭敬掩埋了。可见此公的邪，只是在个人生活中率任自我，刚愎自负而已，却非无所不为。和郭靖，杨过的不同在于，黄药师是更倾向于出世的，他有对天下是非的伦理感，却不把济世救民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会为伤悼爱妻痛而欲自沉海底去殉情，却不会象郭靖那样，知不可而为之，最终为天下倾颓而自杀。

所以，《射雕》和《神雕》中大体归为正面人物的角色都不能违背民本主义的天下大义。这个主题在金庸更早期的作品，如《书剑江山》中也是很鲜明的。《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著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萧峰养于契丹而育成于宋人，两国交兵之际，他又偏偏身任契丹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征宋。他不能简单地取本民族的立场，于是民本主义超出民族的界线，成为涵盖更抽象的人的更普遍化的伦理。这在伦理学说上不是金庸的独创，但金庸却极深刻地进行了这种思索。

“侠”的约制

金著中的武侠人物有诸可为，诸不可为。可为者如杀人，劫夺或盗窃他人财产都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主要看所杀所夺所盗的对象是什么人。大奸大恶之徒，人人得而诛之。这在现代社会固然不行，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不行的。古代虽然法制松弛，且不合理处甚多，但规则既在，自当由公则了断。司马迁说古代的侠客“以武犯禁”，就是此义。洪七公在第二次华山论剑时说他亲手诛杀过230人，皆大奸大恶之徒。这恰好是北丐侠义道的所在。令狐冲命尼姑们持剑化缘是劫，洛冰尤为善盗，这在书中都不仅无伤于他们的侠义道，而且恰增其潇洒。因为他们劫盗的都是刻剥百姓的豪绅。

所不可行者之一是言而无信。一言失信，人皆不齿，再无颜立足武林。这不仅正派的侠义道要遵守，就是绝不论民族国家大义的反派人物也要遵循。否则自己引以为耻。欧阳峰违背了对郭靖的许诺而逼迫黄蓉，一闻郭靖之声，还不免仓惶逃去。韦小宝不是侠，他自己是以小流氓自诩的，所以对他的说话听不听由你。韦爵爷不吃诗书礼乐的饭，也不归圣人们管。古云“仁义礼智信”，信是古代儒家主要伦理内容之一，是主要表现在对然诺的恪守方面的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如果信的原则进一步外在地表现出来，就是义。义的实行必须有更社会化的原则来指导，体现在更大范围和时间更持久的社会行为中。最直接的义的表现在朋友之间。朋友一旦定交，当生死以之，无怨无悔，没有条件地相互帮助，包括为朋友两肋插刀，献出自己的生命。金著中的侠都是义士，绝不会在朋友陷于险地时逃之夭夭，绝不会在为朋友牺牲自己时有片刻的迟疑。如果进一步扩而大之，用对待朋友的原则来对待他所属的团体、社会、民族，就表现为更有社会性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我们应该注意到，武侠们的信义是独立实行的，也就是不受法律等社会公则限制的，有的时候也不甚理会是非的。我们可以在西方人身上看到所有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子，但这种意义上的义是找不到的。西方人注重人际的相互交往，但那主要是为了扩大自己生活的范围，对朋友是不会负生死以之的责任的。中国古人常常会把朋友看得重于妻子，西方人也绝不为此。体现在师徒之间的伦理关系似乎是孝与义的结合。朋友讲平等的感情，师徒之间讲师长的尊严和徒弟的服从与忠诚。这种关系在师徒关系确定的霎那间就产生了。所以南海鳄神会为了保护他那从不曾授一技之长给他的师傅段誉而丧生。

不可行之二为奸淫。男女人之大欲，有欲人之常情。但奸淫行为是以强凌弱，蹂躏无辜，侠义道必不可为。四大恶人中惟云中鹤是无善之恶，所谓真恶，要在于此。田伯光，被无戒阉割，算是对他采花的报应。石梁派的结局不善也和他们的这类行为有关。杨逍曾对纪晓芙施加强暴，虽然纪晓芙最终竟而以心相许，但杨逍后来不能不引此举为惭愧。他也不能称是侠义道。不过，死纠活缠去赢得女子的应许却不妨。不惟不妨，甚至是风流才调的表现。大理段二是此中高手，段誉稍逊之。不过金著中最下功力来刻画的武侠人物毕竟还是专一重情的。郭靖，令狐冲，萧峰，以及成年的杨过，这几位金庸最称许的人物是都不会去泡妞的。沾花惹草，用情不专是无伤小节之疵，但毕竟不是英雄侠义本色。用情不专对于女子来说，尤不可行。在金著中，如果男子沾惹闲花野草尚是小疵，女子则不可稍染此道。通金庸作品集３６册书中，没有一个女侠不是恪守从一之贞的。犯了淫戒的女性主要人物在金著中为数不多，已经婚配的只有二人，一是苗人凤妻，一是马大元妻。她们都不是侠，甚至不是武林中人。苗人凤妻不过抛弃了侠勇有余而不恤妻子闺情的苗人凤而追随了善解人意的田归农，她一生不曾蓄意伤害过苗人凤，但最后还是心中惭悔。马夫人自诩国色，由于不能打动乔峰而生恨，遂以色相诱人杀害亲夫，嫁祸乔峰。最终花容毁损，受万蚁噬啮而死。未婚而许身于人的有数人：田青文，何红棉，温仪，叶二娘，马春花，以及段二勾引的那一队娘子军等等。金庸对这些人的态度，似乎取决于她们在感情上是否专一。田青文想陶子安、曹云奇并取，便被写得颇为不堪。其他的人各自钟情一人，便无所非议。所以金庸武侠世界里的未婚女子，为爱而许身于情郎是浪漫，而得陇望蜀，就是淫奔了。值得注意的是，就便是无可非议的浪漫，那些失身女子的结局却大都不好，除了身为西夏公主的梦姑，多是死于非命。这很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暗示。所以在我看来，金庸不称许女子的移情和多恋，于女子的守身如玉仍有偏好是个定案。在性伦理方面严于女而弛于男，这是金庸的武侠伦理比较保守传统的一个方面。金庸曾讲，在他的武侠世界中的男女是绝对平等的。据以上看来，其实未必。这一点在金庸关于“妾”的观念中也有明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