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表现

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侠的实行表现在两个层次。侠之大者，如郭靖，其实在道德意义上就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只是比较超脱于对一家一姓的君主的愚忠罢了。他们所以受人敬佩，在于彻底的为他人、为无助的芸芸众生而牺牲的精神。儒家对于人民的这种高于一切的关切通过对君主、社稷的忠间接地表现出来。侠的这种关切则直接地表现出来。侠与儒的精神中都有一种执著。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与西方人相比，我们比较注重事业的正义性，而相对地比较不计成败和得失。用春秋时人评论孔夫子的话说，叫做“知不可而为之”。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话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郭靖和黄蓉原知他们在襄阳的抵抗毕竟不能阻止蒙古的南下，他们赶赴襄阳时抱定了与襄阳同存亡的决心，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余地。襄阳失陷，郭黄夫妇及公子破虏皆以身殉之。据我自己对西方人的观察，这种事对他们说来，是ｓｔｕｐｉｄ。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都无法理解中国人在列强的压力下何以那样缺乏现实的、有弹性的态度。这在我看来，也在于他们不理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执拗。今天的金庸评论家中有些人觉得郭靖被塑造得过于高大，因而不如韦小宝等有缺陷的人真实。在我看来，中国过去可以找得到郭靖那样的人，却难找到韦小宝那样的人。至少，他们都是理想化的人物。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时代，也是崇尚结果而不大计较方式的时代，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做道德上的完人，更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做牺牲者，大家宁可做韦小宝而不愿做郭靖。这是可以理解的世事人情。不过我还是想推测，金庸的心目中，郭靖的人生仍然蕴涵著更高的价值。金著原本不是教科书。我们自不必勉力去学做郭靖，但对他——即使只是文学中的他——怀几分敬意，应是金先生会心许的吧。

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异曲同工。只是儒家政治家主张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侠却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都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尝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与，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一般的侠大多适可而止，不会象大侠那样知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伦理原则没有强到超出现实可能性来行事的程度。

侠与一般的武人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这种社会正义感。象王维扬那样的人武功不可谓不高，名声不可谓不大，但却不过是武人一介，称不得侠。因为他的武功是用来保镖发财的。金花婆婆也不是侠，因为她只有自我，不计较社会，恃强凌弱。慕容复也不是侠，因为他的是个人的算盘。一个武功低微的人也可以为侠，象少年狐斐就有侠气。因为他见义勇为。所以侠与否不是按武功高低，而是按道德来分判的。当然，无武仍不能成侠。没有人说孔老夫子是侠。武是自立和助人的条件。侠还有另一方面的特性，这就是侠必是通过私人行为而不是官方的行为体现出来。金著中大侠，少侠，男侠，女侠，真侠，伪侠，不一而足，内中有一个官场中的侠。所以，侠是民间的理想。现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包青天》中有一位展大侠，是官中之侠，原出自《七侠五义》。在我看来，这位“御猫”是人们关于侠的观念与关于清官的观念通奸的私生子，更脱离历史文化的实际。侠对社会不平的干与本身是对法规效力的蔑视。因为王法不行，才有侠来做私下的了断。展大侠追随执法如山的包拯，自然要秉公、依法，于是他的侠就只能勉强表现在武和个人言而有信等等方面了。我不是在说文学中的侠要有统一的标准，而是说，我还是觉得金庸的侠更能反映侠字的根本要义。侠的这种特色，在我看来反映著中国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虽然早就建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政权威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无条件地得到承认。构成对现存国家权威的文化心理上的威胁的是关于“天”、“天理”及普遍正义的信念。中国人不认为政治权威是应该绝对服从的，因为任何政治权威行事都必须符合“天理”，否则这种权威就不具备理念上的合法性。这也来自古代儒家的信条。孔子为君主设定了种种以?仁”为核心的规矩，如不照办，那是会亡国的。孟子更公然说，如果“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老百姓对政治权威的态要看当权者的表现而定。总之，在中国文化中，人民永远保留对政治权威进行挑战的权力。武侠所做的就代表著超出现实政治的更普遍的正义，他们理直气壮，丝毫不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力来判人生死。皇帝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最有钱的财主罢了。洪七公不知道去享用过多少次御膳，从不把那作威作福的财主头儿放在眼里。至于朝廷大员，封疆大吏等等，更是武侠们不屑一顾的了。

于是，我们又看到，侠的伦理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蔑视世俗的功名富贵。人如热衷功名，顾忌必多，偏见难免。古人说“无欲则刚”，反之有欲则柔，则有为人所乘的弱点。有了对功名的必得之心，必受功名之累。所以热衷功名的人不能为侠。张召重就是因功名心切而堕落为朝廷鹰犬，空负了一身武功。武侠不至于过分拮据，急了不妨去豪门?化缘”。但武侠亦必不可贪恋财货。他们重视的是道义，人情，艺业，而从不把获取财产当做人生的目的。倘若夏青青把按她父亲金蛇郎君的遗图找到的大笔财宝据为己有，那么无论她纠缠的功夫怎么高超，袁承志也是会和她分道扬镳的。武人多不能不有很强的争竞之心，这也是一种名心。但这种名是以武功高低判高下的，虽然霸道，但却公平，与官场上的争竞不同。

金著中的侠，郭靖与萧峰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的色彩，武功的路数也都属于纯阳，象他们的为人一样。中国人虽然从老子那时起早就把阴阳看成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一对范畴，但总还是把至阳看为正，看为主动的精神，主导的力量。对于人格的评价，刚阳正直、积极进取的人格在传统上要比柔阴邪曲、消极退缩的人格更受到景仰。他们作为艺术形象可能因为过分完美而不如张无忌等人更近常人之情，但艺术形象都是浪漫的，我们如果不以为降龙十八掌的神乎其技有损于故事的成就，那么郭靖，萧峰的人格完美尽也可以看作是浪漫的表现手法，并无不当。中国人在文革那些年看够了“高、大、全”英雄形象的独脚戏，又正在一个不屑于顾忌道德的、很少社会化的理想的时代，自然特别欣赏韦小宝式的人物而不喜欢古板的英雄。我则觉得金庸创造的各种形象各有其动人心弦处。如果要理解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伦理精神，我认为郭靖和萧峰代表著理想的境界。他们的成名武功都是降龙十八掌，这也似乎出于金庸对阳刚的人格的嘉许。韦小宝当然是个极有意思的人物，但他在金庸武侠世界中毕竟还是偏锋，代表著中国民族性格中弹性的一面。金庸的武侠写到韦小宝做主人公，武和侠的味道都已经淡了，让位给滑稽。金庸到此收笔，大是有理。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