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乐从良善，敦崇清正 　　

嫉恶如仇与小善必采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德修养。只要是善，不论著于何人，都应该肯定。这种服从真理的精神和坦荡耿介的胸襟在三晋儿女身上多有体现。

齐晋鞍之战中，齐军溃败，齐将逢丑父扮作齐侯，骗过晋军，使齐侯逃脱，自己却被晋军俘获。当晋人审问“齐侯”时，发现受骗，就要把逢丑父处死。逢即喊冤，说他是古今第一个代国君受难的忠臣，为什么要受到不公正待遇？晋国的将军们也承认他确有忠义之心，就将他赦免了。这充分表现了晋人道德至上的观念。

公元前 594年，秦桓公伐晋，秦将杜回在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与晋将军魏颗遭遇。杜回本有军事优势，却在战斗中落马被俘，其原因，在《左传·宣公十五年》的记载中颇有一段曲折。原来，魏颗之父死前留下了处置其遗妾女父的秘令：先说遣嫁，后又说殉葬。魏颗未遵殉葬之嘱而遣女父改嫁，并解释说，言遣嫁时，其父尚在清醒；改命殉葬时，则病势沉重，头脑昏昏，不知所言。魏颗与杜回交战时，已死后作鬼的女父为了报答魏颗救命之思，就用草绳绊倒杜回的战马，是即所谓“结草”之报。此事被史家蒙上的神鬼迷信和善恶相报的迷雾，自然不足评说，但是，就魏颗的行事而言，他的选择分明表现了人道和从善的精神，当然会受到史家的好评和后人的敬重。

四、轻利重义，无私无畏 　　

鲁迅先生歌颂古代贤俊的崇高德行时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古代诸多“脊梁”式的人物中，应该有介之推、祁奚、魏绛等三晋人物的一席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达19年，介之推是其随从者之一。但是，公元前 636年重耳回国执政后奖赏功臣时，却遗漏了介之推。介之推不愿张扬此事，以免晋文公难堪，就与其母同隐于绵山上而死。这种重德义、轻利禄的人生态度感动了晋文公，也感动了万千后人，寒食节的纪念已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评判。

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扰乱军行，担任司马的魏绛就杀了他的驾车人以为惩戒，悼公觉得自己受侮，要杀魏绛。魏绛则说，军人守纪叫做“武”，宁死不违纪叫做“敬”。他自己的部下有不武不敬之行，其罪甚大，故准备自杀偿责。晋侯甚觉惭愧，马上承认自己有私情，确认魏绛执法严明，不避权责，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尽管三晋先贤的德行属于封建道德范畴，但却对成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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