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版图上以兴安岭和云贵高原为两点画直线，则东部多属诸夏民族，而西部多属诸夷民族。这一现象，无疑缘自上古时期的夷、夏之争。征战持续千年，夏族集团未能越过长江南下。但诸夷部族支系繁复，所居地广，往往各自为政。于是夏族集团频繁利用诸夷间的矛盾，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诸夷在与夏族的反复争战中败多胜少，渐至一蹶不振。“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其实已经为夷族集团退出中原画上了句号。而自殷商之后，典籍中不再出现共工、蚩尤、九黎、三苗称谓，而代之以“蛮”、“戎”、“羌”的别称。这标志着夏族已居于正统，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夷族已被斥于化外。

 

所谓“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实际上就是诸夷主体被迫退至他们最初的发源地三危。三危，应指岷山、河湟、河曲一线的大片地带，而并非唐代史家所说在敦煌三危山。《水经注》说：“西羌者，自析支(即黄河)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谓之河曲羌也。”这是说，三危在黄河源区。羌，在此时已成为泛指游牧为生的诸夷部族。

 

自三危起，诸夷掀起了南向与西向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并很快在横断山各大水道繁衍开来。

 

新龙为何没有漂走？

 

诸夷西、南向迁徙的最初阶段，在历史研究中仍有多处盲区，文献亦语焉不详。这是强势文化的冷漠。例如新龙及其周边康区的历史，在文献史料中最早只能溯至秦汉时期。秦厉公时，羌人领袖爰剑从中原脱逃至河湟，畏秦之威，携部落南下，西出河曲数千里。其后子孙繁衍分化为150部族，其中9支在黄河源以西，进入了青藏高原；他们当中的发羌、唐旄深入藏南，成为吐蕃先民。其余皆在今甘青南部、川西阿坝甘孜两州及川西南地区。

 

两汉之际，新龙及其周边康区属白狼羌领地。据《后汉书》，其时白狼国度自岷山斜跨数江至川西南，有户130余万，人口600多万，可称康区大国。晋人左思《蜀都赋》云“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说的是白狼国曾一度要求内附于汉，并歌颂汉德。白狼，乃党项羌之一部。因而新龙人所讲的木雅语，类属党项语，可以说是党项语的“遗孤”。

 

至隋时期，新龙及其周边康区，已为附国。附国其实是个松散的同盟体，其东南面为嘉良夷，在大渡河流域。民居多傍山险，垒石为高窠，形似碉楼，以避仇杀。这就是今日康区深山中常见的碉楼雏形。南面是薄缘夷，当为今稻城、木里、香格里拉一带，风俗与嘉良相同。北面是连绵的高山接于党项，这时党项羌已退至北面谋求归化。附国之东北为女国。因为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已有女国载于史，附国所辖女国称东女国，其中心在大金川上游地区。

 

公元7世纪初，崛起在藏南雅隆河谷的吐蕃王朝，以拉萨河、雅隆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为“卫藏”(即本部之意)，迅速向青藏高原东部和北部扩张。吐蕃将新征服的这大片土地称为“多康”，意为本部的外围地区，多康范围内的人称“康巴”。康区之名由此产生，新龙也连同康区被并入吐蕃。其后因朝代更迭，建置鼎革，从民国至今，康区已分属川、滇、青、藏四省区，区划在四川最大。

 

新龙为何没有漂走？因为雅砻江始终在大山的怀抱中流淌，而它周围的极高山，哪一座不像森严的王者，守护着新龙。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诸夷中的蜀人，则因岷江而逐波至平原，得以在冲击扇上创造了争辉于中原的宝墩-鱼凫-三星堆-金沙文明。我认为这个文明与新龙拥有的梁茹文化同属一个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