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治滇时，推行雍正改土归流政策，奏请将乌蒙、镇雄二府由四川划归云南管辖，以“宣明昭通”之意，改“乌蒙”为昭通。他在改土归流的同时，大兴水利。
鄂尔泰悉心研究云南高水低用、低水提用之规律。在向雍正的奏折《兴修水利疏》中，他指出：“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描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洪旱灾情及水土资源等情况和特点；总结了临安、楚雄、曲靖、澄江、东川、大理、永昌、永北(今永胜)、广南等府及部分州县的水利建设，提出了长期治水的设想；对水利勘查，施工管理、劳力、经费等问题也做了论述，是云南水利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史载：鄂尔泰“奏全滇水利六则，均下部议行，又大兴三省水利，如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达，粤之杨林诸河，俱宣流贯行。”他还著有《修浚海口六河疏》《临安修河谕》等。其助手、云南粮储水利道副使黄士杰著有《六河总分图说》，对昆明金汁河、盘龙江、马料河、银汁河、海源河的水源、河流情况，皆明确查勘，所提治理规划，颇为翔实。
鄂尔泰还亲自在岩溶地区找地下水。在建水李浩寨山中找水时，他令人向落水洞中抛入谷壳，在下游发现谷壳流出处之间，开渠引水，解决了人的饮水和灌溉用水。《新纂云南通志》一百三十九卷《鄂尔泰兴修水利疏》载：“建水州查自南庄十六营以下，暨狮子口、郭家村等八处，田地甚多，苦无活水，但雨泽稍迟，即秋成失望。前任知州祝宏以附近南庄之李浩寨山腹中有过泉一道，细流不息，入地无踪。曾竭力开挖，不能疏通，禀报，臣令以谷壳糠填入，向下寻流，约三十里流出于州属之老鼠窄，知为此泉无疑。遂穿凿地道，伐木为箱，穴中水涌势甚湍激，随复开沟导水，俨成大渠……该地田亩皆赖以丰收。”
这一时期，全省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仅在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灌溉土地2万多亩。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从而保证了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其疏说：“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程度，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
鄂尔泰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注重开发江河航运。他曾亲赴剥隘，提出疏濬通航，“川粤江河，舟通滇会，则片帆直达吴楚”的设想；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邮递往返”，成为“水道康庄”。他还修筑了上起土黄，下至广西百色全长700余里的河道，使“两粤、楚湘为之沟通”。
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奏请设立水利专项资金，并提出长期坚持每年岁修水利的主张。他说：“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的理性认识。在清代中前期，如此重视水利的官员殊不多见，对当代亦有所启迪。
(作者单位：省人大常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