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是“王道”，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不排斥“霸道”。因为儒学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实践学说，孔子“最关心的是天道性理如何落实到人间，即如何用普遍的大经大法去规范具体的政治现实……孔子不仅有守经的思想，亦有行权的思想……行权必须有道，否则，行权就可能变为谋诈权术。这就形成了孔子的权道思想。“《春秋》所尊在王道，王道不行，乃许霸道。王道者，醇德服人，天下归往；霸道者，以力辅德，慑威而往”，但是“威力不可久持，远国不可威服”，所以儒家管理学决不夸奖，更不炫耀霸道。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说起管仲背叛了第一个主人公子纠，帮助公子纠的对手齐桓公，因此管仲不是真诚待人，管仲的同事召忽才是真诚待人，因为公子纠被齐桓公借刀杀人之后，召忽自杀了。孔子说：”齐桓公把中原的华夏诸侯凝聚在一起，九次会盟，都不靠武力，管仲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真诚待人的作用。”（译自《论语·宪问1417》：”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又说：“（虽然九合诸侯是真诚待人的作用，可是）管仲本人不是真诚待人的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去死，反而去当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当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把天下引到同一条正路上，老百姓到现在还得到好处。如果贬低管仲，就是主张不要这种人，那么我就该像那些不文明的部落一样，披散的头发不束起来，左边开口的的衣服不系上，那不就成了野男野女吗？只在小范围里有信用，生生死死都在沟沟坎坎之中，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人的。”（译自《论语·宪问1418》：“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人） 莫之知也。”译文括号中的话在对话中不言自明，可是表达成书面语言时有必要加上，使读者与当时对话的“语境”相通。）

在这两段问答中，孔子没有说管仲是个真诚待人的人（仁人），可是也不赞成贬低管仲，原因就是管仲帮助齐桓公实行的霸道是文化型的，确有真诚对待各路诸侯的文化凝聚力。像管仲这样的人，不能只用人生中的一个事件来评价。从这段对话中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不能完全没有霸道，关键是看霸道之中是否体现了王道理想。上述的“兵”就是为霸道准备的，关键还要看有没有“信”和“食”。

孔子对‘刑”和“礼”的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

学生问：“怎样才能保证子孙代代不衰落？”

孔子说：“政治口号满天飞，谁不服从就判刑，老百姓很听话，可是没有廉耻，子孙很难不衰落。用公正的升层规则得人心，大家都遵循社会规范，培植起廉耻心，这样才能保证子孙不衰落。”（译自《论语·为政020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不否定政治口号，但要看政治能不能落实到公正的规则，以及能否由此产生感召力量（德）；同样，孔子也不否定刑罚，但要看能不能通过礼的规定进行引导。有了德和礼，就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减少用刑：“不用赏赐而能动员老百姓，不用发怒，老百姓就能循规蹈距。”（译自《四书·中庸33》：“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畏）于鈇铖。”）孔子不但不否定刑罚，而且认为成熟的人必须重视这种社会制约：“成熟的人重视内心充实，不成熟的人重视财产充实；成熟的人重视社会制约，不成熟的人重视眼前收益。”（译自《论语·里仁0411》：“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土”，即土地，是古人最重视的不动产。）

对于刑罚，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公正适当的问题，孔子认为，要通过“正名”来避免“刑罚不中”：

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卫国国君等着您去管理国家，您想先做什么？”

孔子说：“一定要用准确的名称和句子，去表达众所周知的事实!”

子路说：“众所周知的事实谁都能分辨，您这不是故意绕大圈子嘛! 干嘛要做这事儿？”

孔子说：“仲由，你真鲁莽啊!成熟的人对于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存而不论。例如名称不准确，说出话（句子）来就与事实对不上；句子与事实对不上，标准就模糊了，事情就办不成；想要做的事情模模糊糊，礼和乐都不可能蔚成风气；礼和乐不能蔚成风气，刑罚就不能公正恰当；刑罚不能公正恰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成熟的人说一个名称，必须是句子的有机组成，句子说出来之后，必须能够付诸实施。成熟的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不能有丝毫折扣。”（译自《论语·子路130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语言准确（名正言顺）对于法律条文本身，以及对于订立契约合同等法律文书的重要性，现代公民都很理解。孔子这一段论述中，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最大差别是“礼和乐不能蔚成风气，刑罚就不能公正恰当”。从西方管理学来看，“刑罚以事实为根据”，公正不公正、恰当不恰当，似乎与“礼和乐”没有关系。但是从儒家管理学来看，关系非常密切：人的行为不能只从“犯法”和“没犯法”这个简单标准来评价，还要从是否“守礼”和是否“有情”的标准来评价。对于“守礼”和“有情”的行为，即使犯了法，例如为了孝敬父母去铤而走险，也可以从轻处罚。反过来，对于“无礼”和“无情”的违法行为，例如弑父杀母的“大逆不道”行为，犯法之后要从重处罚。所以，“刑罚公正恰当”与“礼和乐”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即使在西方，虽然理论上总是说判刑时不考虑“守礼”和“有情”，但是在诉讼庭审的过程中，证人的宣誓和陪审团定罪的制度都说明，量刑的过程不是完全“无情”的。

还要说明一下“事不成”与“礼乐不兴”的关系：“事”，主要是指名正言顺的“可确认事实”，也就是符合下述条件的句子：由专有名词或类别名词与行为动词及时间地点组成。这样的句子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句中的时间是过去时，而且在过去的那个时间真的发生了句子中的事件，这个句子就是真的，也就是“实事”（实际发生的事）或“成事”。选择那些有利于群体延续的实事来制订礼乐，就会蔚成风气（“礼乐兴”）。如果不是根据实事制订礼乐，就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句子中的时间表示未来，在未来的那个时间，有关的句子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是不是有利于群体延续。但是对于“言不顺”的句子来说，很难判断“事成”还是“事不成”，在孔子看来，就等于“事不成”，基于这些“言不顺”的句子来制订礼乐，就不会被多数人接受，即“礼乐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