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项“鼓励多元性”，似乎是一句“言不由衷”的套话 ----接下去是“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 ， 可是“出格”应该是“多元”中的“一元”----如果真的“鼓励多元”，就用不着“合格”。不过，从西方的人文环境来看，这一句“鼓励多元性”对本企业内部来说，是指“合格”之后的多种可能性，对外来说，是指“出格”之中对本企业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从用人之道来看， 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有的以“用其所长”为主，有的以 “补其所短” 为主，有的需要“势控”，有的需要“术控和法控”。不同文化之间的译介，如果不说明“大背景”，只是逐句翻译，常常会“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大背景”说明之后，“它山之石”才“可以攻玉”。例如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指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法治基础上的理性自由（详见《传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正义”或“理性”来进行“社会批导”；对于中国来说，相应于以儒教为背景的法治基础上的理性自由，也就是诗人或文人用“德”或“春秋精神”来进行“社会批导”，如杜甫、白居易、范仲淹等。 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和文人，“自由” 都是相对于 “术”、“势”而言的，即不屈从于“势”和“术”。理性的自由都建立在本能的自由的基础之上，但是不同于本能的自由，不同于求生存（包括妓女为生活所迫而卖淫，也包括撕破脸皮要津贴），不同于反压迫（包括“打渔杀家”中的萧恩父女，也包括抗日），也不同于反歧视（包括“同性恋者协会”，也包括反对血统论），更不同于“没规矩”（包括“见面都平等，一人分一份”，也包括“权力和金钱结盟”式的市场恶霸）。无论本能的自由，还是理性的自由，全都受到历史的支撑（“同性恋”除外）----支撑本能自由的历史是生物进化史和人类初民史（但尚未发现 “同性恋羊”或“同性恋黑猩猩”）；支撑理性自由的历史是社会分层史和人类文明史。目前文献中所说的自由，多数是后者，也就是理性的自由。文明史支撑着理性的自由。

严格说来， 吴士宏与微软的矛盾源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的区别:吴士宏是一整套修身（准备承担重任）、齐家（对员工再培训）、治国（当高参）、平天下（外企的中国化）等潜意识， 而微软是一整套的自由（价值观）、契约博奕（立马能用）、法律（全球性）、征服自然（企业家精神）等潜意识。

西方的管理重点在公司和俱乐部，上层的代议选举政府落实到人员管理的部分就是 “组阁”。在选举过程中，“德”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二十世纪之末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显示，“德”的作用越来越小，选举过程中主要依靠媒体造势。当然不能只靠媒体，还靠竞选者的政绩和主张，以及能不能团结较多的人，在团结人的过程中，“德”还是发挥作用。在组阁的过程中，首先看“势”，同时也用“术”。如果一个大党以绝对多数当选，势大，那么主要在党内用“术”；否则，还要在若干大党之间用“术”。这样的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缺点是没有人对全局性的环境问题负责，因此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