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 素质要求一个人不但“博学，审问”，而且“慎思，明辨”，寻找规律，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参见上节)，不勤奋就办不到，只勤奋几天也办不到，真正智慧的人，应该是一生都勤奋。正如孔子所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迅捷实行” 的素质与勤奋的关系更密切，一个人既敏锐又智慧，却不实行，那么缺少的就是勤奋了： “就像用土堆成山， 只差一筐， 却不去做，是因为自己停止了努力。”

在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句中，“敏”字的含意也是“敏锐+勤奋+迅捷实行”：“我们都不是生来就知道该怎么做的人，不过是重视文献记载，敏锐地洞察，勤奋地思索，努力从中发现决策参照罢了。”

有一次，孔子看见宰予在白天睡觉，认为这是“朽木不可雕也”，因为宰予不勤奋。在孔子时代，没有电灯，油灯也要节省，晚上睡觉都比较早，如果白天还睡觉，就是懒惰的人。

在孔子的学生中， 颜回最勤奋，孔子说，自己给颜回讲课的时候，颜回从来不懈怠所以颜回一直在进步， 没有停止过。笔者在高校任教多年，学生懈怠还是不懈怠，教师在讲台上一目了然，有些学生一早就打瞌睡，主要是不勤奋。尽管现代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可是一个勤奋学习的学生，会安排好作息，不会夜里撒欢儿，早上打盹儿。

勤奋不惰是好素质， 但是必须善于权衡，才不会南辕北辙。善于权衡， 就是把努力的方向瞄准群体延续这个大目标，开拓有度，不走极端。反过来看，走极端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勤奋，他们懒得“权衡”，总是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例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因为不会“抓”经济，不会“抓”教化，又懒得学习，甚至还没有学就打退堂鼓，只好寄希望于“抓”阶级斗争，或者“抓”一个其它的热点，不肯多学识。历史证明，这种“假勤奋”的人越多，就越可能出乱子。所以，孔子绝不赞成一意孤行和一抓就灵，也不赞成固执己见和我行我素 ----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里的“我”是指“我们”，也就是限于一个团体或流派的人们。

对于管理者来说，真正的勤奋首先要体现在掌握必备的决策知识，理解它们与群体延续的关系。反过来看，心中有了群体延续的大目标，就会不知疲倦地勤奋努力：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孔子：“要作好管理决策，应该做些什么？”

孔子说：“把实事记录下来，不要自行假设，承认历史的合理性，从中寻找可测实事系列。”

学生又问：“难道一点儿假设都不要有吗？”

孔子说：“有也不用说，而是用来识别和筛选重要实事，学习不会厌烦，传授知识不感到疲倦，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作假设呢？”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有了充足的知识背景，才可能在历史经验与现实管理之间履行中庸之道 ---- 北魏的第七个皇帝元宏克服各种阻力，决策实施了从山西平城(大同)迁都到河南洛阳，将“拓跋”氏改姓“元”，是在他本人的知识结构和鲜卑贵族的现实管理之间履行中庸之道。 这一次的明辨笃行，是一个伟大历史过程的开始----  黄河流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在断代百年之后重新复苏---- 拓跋氏入主中原是在西元386年， 准确地说，完成迁都改姓之时，中原文明已死去一百一十年。

元宏从小就“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以这样的勤奋和智慧，他“辨”明了现实管理中的大量问题：

北魏最初的百年管理，基本上停留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军事性群内调济社会：君不像君， 臣不像臣，缺少社会分层，保留着许多部落社会的习俗---- 不许与“非类”的人通婚；除了战争所需物品之外，不允许“饮酒、杂戏、弃本)沽贩”；“宰人之徒，加以死罪”；对于谋利的商人，“十疋以上皆死” ；也不许给天子立宫坛；对“天下人病者”，由当地“官司”派医生去家中诊视，很像是“文革”中的赤脚医生，药品也由这个医生带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器， 计口受田”。任城王元澄还曾“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人。”这个“公园”是一个词组，“公”和“园”都有独立的含意，与现代汉语中的二字单词“公园” 不同----早期的 “园” 是非农耕公地， 全都姓公，所以没有必要用“公”字加在“园”的前面来说明一下；后来有了私人的园，所以要加个“公”字来表示没有私人占用的园。

北魏拓拔氏的先人逐水草而居， 环境条件相当严酷，不需要较长远的决策管理，所以缺少分层和文明 ： 遇到阻挡，酋长带着成年男子一轰而上，败了就逃跑，被俘就听天由命：为婢为奴，甚至全族灭亡。胜了，就再游荡、生育、裹挟着俘虏回返临时的营地。北魏的先人在千万次风险中一直没有灭亡。这个鲜卑部族不断作战，生活不规律，所人均寿命较短：北魏第一个皇帝拓跋39岁死，第二个拓跋嗣32岁死。需要学习的知识较少，人们成熟得也早：拓跋嗣十二、三岁就出外打猎、巡行。按照文明社会的标准，他们根本没有成熟：他们没有青春期，甚至没有童年期。把这种管理方式用到中原地区，比商业政治更糟：不组织农事抗灾，只顾最紧迫的事变。首要大事是战争，战后却不知安民，时常把当地居民迁移到别的地方，一次达到一万多家。

形同儿戏的管理， 引发无数的动乱：不能“得人心”，又不会组织抗灾，天灾一来，没有指望的平民就造反； 不懂外交， 没有使节，只要碰面就打仗。北魏前期的皇帝全都闲不住：不断对外(西北)征战，四处平叛，成了习惯。最高管理者缺少凝聚力，意识形态出真空，各地就萌生出填补真空的人物：能说会道的地方官吏、会道门、“妖人”、沙门。稍有凝聚力的人就能成为起事的首领，皇帝只好把巫觋与天文学一起禁止，效果却不理想。动物团体之间出现的 “野性”，出现在“帝庭”：拓跋 [王圭]一生征战，到了后期，杀人成为习惯，自己身体不舒服，就找茬儿杀人：他看见一个朝臣时，只要想起这人过去的失误，就要杀害。有人在他面前脸色不对、喘息不定、走路不稳、说话不当、等等，都在可杀之列 ---- 亲手殴击，还把死尸陈列在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