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孙子子思总结的 “智慧敏锐”的五项内涵，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一、博览群书（博学），扩大见闻，也扩展心理体验，包括审美的体验，伦理的体验，智慧的体验，超越的体验等等；二、识别事实（审问），核对可确认的客观事实，也核对可承认的主观事实，把其它的句子与表述这两类事实的句子分开；三、从确认为真的可确认事实（实事）中归纳全真命题，或把实事关联整合起来寻找规律，以及从多数人承认的可承认事实中寻找心理规律（慎思）；四、超出实事的原生时空检验规律，划定规律适用的范围（明辨）；五、运用规律，付诸实践，保证群体延续（笃行）。

现代学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接受源于工业化的 “标准化”，把“博学”变成了“专学”，即使反对标准化的人，也常常陷于其中。例如反对语法标准和政治标准的人认为 “语文教育应该是审美教育”，其实也是一种标准化，只不过用“审美”标准替换了“博学”，把“博学”中本应该包括的其它内容“降格”。

智慧的基础是博学，博学的基础是语言文字。一般说来，语法有助于“审问慎思明辨”，但是最有助于 “审问慎思明辨”的不是语法，而是与实际相对照：“法，所若而然也”，其次是重设：“佴（读耐），所然也”，再次是解释：“说（读税），所以明也”，最后是论辩：“辩，争攸也；辩胜，当（读荡）也。”“攸， 不、可，不两可也”。所有这些方法，基础都是观察----观察行为和现象，才是知识的源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需求，有欲望：“观为，穷知，而[亻目/小 系]于欲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句子的真伪很难通过与实际相对照来判断，就不得不作假设（重设）；如果感到假设（重设）不可靠，还是要与实际对照，即根据假设的预测（期）来对照；如果这样的对照也判断不了真伪，才通过解释（论说）来判断；解释（论说）发生了分歧，就只能通过论辩来判断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辩”。

从日常生活和普通教育来看，通过论辩来培养敏锐和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学术研究中的创新，常常要与古人论辩，同时要应对今人的论辩。注意，“明辨”中的“辨”与“论辩”中的“辩”不同，一个中间是“刀”，另一个中间是“言”。“logic”本来应该翻译为“明辨学”，目前的“逻辑学”是一个音译，就像“坦克” 。这两个译名的不同点是：中国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坦克”，所以译为“坦克”不会影响理解；“明辨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突然又出现一个“逻辑学”，就有了干扰----一方面，墨子和荀子的明辨（逻辑）体系更有助于减少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讲授的明辨（逻辑）学内容主要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

在中学语文中套用西式语法分析，不但对于“审问慎思明辨”的帮助很有限，而且使得中国的中学生把语文看成一种无助于“求真”的知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优秀的学生大多数都选择报考数理化专业，因为从自然科学中求真，比从语文教育中多。经济类专业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非经济社会学科之间。 这使得中国近代人文社会学科的水平大大降低。例如对“悖论”的识别能力较弱，文字游戏泛滥，无助于慎思明辨，不能落实为笃行，等等。

下面这一段话，白纸黑字地印在正式出版物上，不知有几个读者能懂：

“广义进化综合理论（GES）的基本要点是：在能量流作用下的非平衡态系统是靠催化循环圈维持的， 由有序动态平衡与非决定性相变周期的交替导致系统兼有决定性和随机性，以及趋向更大复杂性、更高组织层次并带有更密自由能通量和更小熵值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趋势。”

从“在能量流作用下的非平衡态系统” 直到最后，是一个句子，这个长句的主结构是：“系统是趋势。”违背了同一律。无论读者懂不懂其中的专业名词，都不可能读懂这个句子。不过，了解系统论的读者有可能“猜”出文意。这句话中的专业名词都是西方学者人为地制造的重复名词，结果就把真实的世界“包装”得光怪陆离，恍若隔世之梦。拆下“包装”，离开梦境，这段话不过是说：

人要衣食住行（能量流） ；社会要生产，也要处理有害的副产物（循环圈）；个人寻找最容易的方式维持生存（随机性） ； 自然灾害、 战争灾害、和人造灾害（非决定性相变）却“逼迫”社会进步（决定性）----从群内调济的部落社会，到同域分层的封建城堡社会，再到异域整合的大一统社会（更大复杂性、更高组织层次）。

在中国人看来，这都是“大实话”。可是对于西方人，“大实话”不那么“实”，一定要拐弯抹角地说出来，才比较可靠。有的西方人借上帝的口来说，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易行，拐的弯比较小，是大众的方法。还有的西方人去寻找“本质”，这个方法比较复杂，拐的弯比较大，是知识分子的方法。上面那个“包装”得光怪陆离的“系统”，就是一个叫拉兹洛的西方知识分子找到的 “本质”。原话中的句子没有违背同一律，翻译成中文时，译者是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需要拐弯抹角，一不小心，就译出了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