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抹角说一些“大实话”，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虽然他的明辨（逻辑）体系和墨子差不多， 可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段论第二格，也就是第二种“论”的方法：

墨子“论”的方法是：车由木制出来，但车可乘，木不可乘。

亚里士多德“论”的方法是：可乘的都是车，木不可乘，所以木不是车。

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为各种各样的“大实话”敞开了“论”的大门：可乘的都是车，面

包不可乘，所以面包不是车；可乘的都是车，公鸡不可乘，所以公鸡不是车。

墨子找到了车和木的共性，也找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只找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 认为车的 “本质”是“可乘”，所以就为各种各样的“虚假三段论”铺平了道路。

墨子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差别： 墨子发现了语言中的 “悖论”，直接击中它的要害； 亚里士多德没有发现 “悖论”，直到近代，西方明辨（逻辑）学家拐弯抹角地发现了“悖论”，却又拐弯抹角地拐出了正路，没有认识“悖论”。

现代人常说的一个“悖论”是：一个人在说“我说谎”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

如果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就是承认他在说谎；如果你认为他说的是假话，就是肯定他说的那句话是真的。

西方明辨（逻辑） 学家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悖论，例如把“那句话”和“那句话的内容（我说谎）”分开来判断真假：“那句话”是真的，“那句话的内容”可以是假的，也可以是真的；“那句话”是假的，“那句话的内容”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

曲里拐弯地绕来绕去，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这些明辨（逻辑）学家忘记了语言是干什么用的，竟然没有发现“我说谎”违背了矛盾律，因此是不可能被“解决”的----语言用来相互交流，离开了听者，就没必要说话；既然如此，说出“我说谎”的人到底是想让别人相信，还是不相信?不管怎么解释，都是自相矛盾。

墨子不拐弯抹角， 直接利用矛盾律解决悖论：有人说“学习没有好处”，可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要让别人学习， 想让别人知道 “学习没有好处” ，所以自相矛盾。

墨子把说话的人放在相互交流的“语境”之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悖论：说话的人不能自相矛盾!

西方的明辨（逻辑） 学家不考虑“语境”，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可是收效甚微：他们在“我说谎”的前面加一个“算子”，或者加一个“模态词”，十分类似于把“我说谎”放到一个“语境”之中。可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些明辨（逻辑）学家自己违背了同一律---- 加了“算子”和“模态词”的语句已经不是原来的语句 ----如果“那句话”和“那句话的内容（我说谎）”能够被分成两个被判断的对象，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指鹿为马”都能够被“解决”。

多数人都不可能在说话的时候去判断对方说的哪一句话该加 “模态词”，哪一句话不该加，根本不可能按照明辨（逻辑）学家的“教导”去判断句子的真假：“不加模态词的句子由构成部分的真假决定真假，加了模态词的句子不是由构成部分的真假决定真假”。

那些明辨（逻辑）学家不管语言的双向性，只想一个人就“解决”悖论，所以根本无法与正常语境中的人们相沟通。不但普通人无法实行这些明辨（逻辑）学家的“解决方案”，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无法实行。

结果， 除了少数的明辨（逻辑）学家之外，西方知识分子仍然不断地制造着新的悖论，就象 “学习没有好处” 这种说法一样，现代的学术著作中有许多“预测是不可能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之类的说法。

说出“预测是不可能的”这句话的人，自己就在作预测，只不过他的预测与别人的预测不一样罢了。 说出“努力是没有用的”这句话的人，自己就在作努力，只不过他的努力是要否定别人的努力罢了。

这些悖论与佛学相比， 却是小巫见大巫。

佛学之梦，比这些“学”大得多：“涅[般/木]”就是一个大梦境!

佛学的出发点是人生太苦： 生老病死，乐极生悲，欲望不休，全是苦，总之人们都是活受罪，根本就不应该活在世上，应该“涅[般/木]”。可是佛爷菩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活得好好的，都没有“涅 [般/木]”。佛门的用意只不过是说不当僧尼就不值得活着罢了；

佛学把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说成是蒙蔽心智的“六识”，全都靠不住，可是佛爷菩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不能不用舌头，听这些话的人不能不用耳朵，佛门的用意只不过是说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六识”全都靠不住罢了；

佛学把所有的 “知”都说成“无知”，可是佛爷菩萨说出来的“无知”却是想要让别人当成 “知”来接受的，佛门的用意只不过是说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知”都是“空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