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二白” 的基础，很难建立高水平的文明：尽管北魏的最高决策者试图模仿汉、魏管理，却只能学其皮毛，根本不能落实，不能建立起人道公正的级差秩序。北魏不是没有尝试过办事人员“悉用文人诸士大夫无少长皆引入，人得尽言”，“招延俊彦，搜扬隐逸”，“问百年，访贤俊”，“分遣使者巡行州郡， 观察风俗”，“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回配”，“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亲问风俗”等等。但是，一旦真的实行起来，任用一些知识分子，最高决策者却把知识分子当成工具，当成皮毛，既不给实权， 也没有相互的约束。知识分子自己教书谋生要处死，没有安全保障：皇帝用的着的时候派个差使，一变脸就“果于诛戮”；杀了之后，那个职位也跟着废了，等到想起来再重新设置。手握实权的将领也拿知识分子开刀。

没有信用是低水平文明的共同特征：简单社会内的日常言行相对稳定，较少需要信用保障，说出去的话本来就不对长期后果承担风险。第一批接受北魏“招安”的儒生崔浩等人以为新皇帝与中原社会的“陛下”差不多，没想到跟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批知识分子掉了脑袋之后，北魏政权就很难取得知识分子的合作了 ---- 尽管一再求贤，“更举贤俊，以备百官，明为科制”，甚至达到“州郡多逼遣之”的程度，也很少响应。北魏前期，很少有哪个儒学知识分子能够名世，更不用说有所作为。

北魏的文明水平一直不高。 这张“白纸”上什么都画，可是什么都没画好：“画了”两汉与曹魏， 还“画”道坛与佛寺、“老庄”与“佛经”，汉魏的糟粕也“画”了上去：拓跋[王圭]学汉武帝，为了防止吕后事件重演，立太子之前把太子的母亲处死。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只靠元宏个人的勤奋和智慧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元宏正应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迁都的直接动因是环境“逼迫”：游牧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农耕之后，水旱灾害，大面积连年饥荒，都在历史长河中不时“露出尖尖角”---- 开仓救济，开放“山泽禁”，减轻“关津之禁”，在郡县道路上“为粥”，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一批一批，成千上万成百万。

人口最多的首都， 靠谁救济？运输技术不发达，首都不能靠救济，只有向南迁移，到

环境条件较为宽松的地区去。有了需要，还必须有人杰，要懂管理，知农耕，讲文明。这人就是元宏。

只有一个人杰还不行， 还必须调动 “人才”的积极性 ---- 改姓的动因是八个字：“依附古昔” 、“汉化发源” ----元宏心中的制度规则都记在儒学经典之中，为了利用这些来自“古昔”的制度资源，就必须“汉化”，否则，鲜卑贵族格格不入，就不能“融合复杂民族”，不能“只视其所受之教化”来区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来是鲜卑人，却要汉化，必须有个堂堂正正的说法，现代的学者称之为“理论根据”、“合法性”，也说成“政治资源”。

元宏找到的 “政治资源”是《易经》正文的第一个字“元”，后来蒙古人为自己的朝代也找到这个字 ----“元”的含义是“时间早”和“规模大”。“元”最初表示很难用尺寸测量的“大”，到了元宏的时代，也可以表示“尺寸大”。但是元宏取的含义主要不是 “尺寸大”，而是说自己家族的“气势大”：不一定人最多，可是最有力量，是强者，是源头 ---- 《易经》在汉代之后已经成为群经之首，最初只叫《易》，“经”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佛教东来之后，儒学经典中与佛学沟通得最多的就是《易经》。在《易经》中，第一个字是“易”，第二个字是“乾”，第三个字是“元”。“易”是总标题，“乾”是第一篇的标题， “元”才是正文的第一个字：“元亨，利贞。”

元宏十八岁下决心“惟新”，“变法改度”。这项“系统工程”的第一步是分出高低贵贱，“假私济公”，打破“一大二公”，结束分不出五官四肢的“混沌”状态：“班制俸禄”(相当于现代的“高薪养廉”)，“初立党、里、邻三长，定人户籍，始制五等公服，议定州郡县官依口给俸。”，政府组织“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允许百姓从事非农耕的工商业----“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 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是年又分置州郡；而适度的工商业像个蓄水池：丰年的时候，把粮棉转化成“池”中的财富；丰产的地区向“池”中多注“水”，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变成财政收入(税赋劳役) ，就可以调济到欠收地区，还可以在灾年“放水”。“池”里不只有粮棉，还有仓库、房屋、工具设备、武器装备，等等。如果没有工商业，像北魏前期那样，丰收了的人们只能歇工，多出来的生产力只能闲置荒废，产品无效消耗，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了灾年，缺少储备，饥荒漫延。

有了工商业， 要有人去管，不然就不是“蓄水池”，而是“蓄欲池”：商贾贪婪，屯积居奇，乘灾抬价，巧取豪夺；占了便宜还卖乖，说成是“双方自愿”，“公平交易”。让谁来管？当然要比商人更有知识，更少贪婪。所以，要兴教育，得人心，加强凝聚力：“起明辟雍(尊教重学)，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增置彝器于太庙，诏定起居注制，诏遣侍臣巡行州郡，问人疾苦，其拜哭之节，一依别仪，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初分置左右史官 (这些都是对最高管理者的约束，现代人习以为常，似乎意义不大，其实，有约束总比一点儿约束都没有好) ，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

十年改革，重在组织北方，把离散的部族变成政令畅通的官方；这十年还经营南方，为迁都作准备。元宏28岁的时候正式宣布迁都洛阳。出发前周密安排，还下令不许侵掠扰民、不许在朝廷上说北方的俗语。一路安抚河南老弱、招贤纳士，第二年完成迁都，第三年下令改姓为“元”。又过了三年，元宏与南朝梁作战，大获全胜，随后，他在行宫中“崩”，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