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之后，家庭应提供较好的语言环境和泛化的家庭环境来助推。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家长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语言能力，多和孩子一起谈话，听广播，看书报，少看电视(电视主要提供图画环境) 。表扬不怕多，但怕假；批评要淡化，而且不要翻老账。尽量少用物质奖惩。 力争选择合适的读物----《三字经》语句简短、押韵上口、具体切身、时空渐远， 是经过千百年筛选的优秀儿童读物。还有就是背诵经典，如《四书》等----“学说话”要“背语词”，“学写作”要“背范文”，从小就不背任何语词的孩子根本不能在文明社会中正常成长；上小学之前就可以开始背诵经典，不要理解，也不要认字。台湾的“儿童读经” 效果明显，说明汉语民族的家庭教育应该重演经典时期 ----“死记硬背” 不是坏事，要求学生背诵经典，正如数学课要求背下来“九九表”：孩子天生就有模仿和背诵的能力。即使不要求他们背“九九表”，不要求他们背古典文献，他们也会去背广告词， 去背童谣。背的内容很重要，如果不是背“九九表”，而是背轿车号码，不是背古典文献，而是背时髦口号，效用就很有限。在这方面，中国积累的教育经验多于西方。西方的孩子不背“九九表”，结果，一个在美国小学3年级读书的华裔女孩儿说：“中文的乘法口诀比英文的死记硬背容易多了。美国的同学都惊奇，在做乘法题时我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把乘法口诀像念经一样弄得滚瓜烂熟，在西方人看来是地道的“死记硬背”；西方人使用公理化方法，从一个道理推算出无数的结论，那才不是“死记硬背”。背诵古典文献不但兼顾了考试的数量化管理， 而且为未来的学习阶段奠定了基础，即使未来选择理工科的学生，记背的内容也不会变成“敲门砖”，不会浪费。物理学家杨振宁12~13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在初中一二年级暑假延师补习《孟子》。杨振宁说：“我那个时候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都背诵出来。 当时我并没有了解其意，现在我想起来，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许多是在教科书上我所没有学到、没有听到的一些知识。这个事情，我想对于我的教育有重大的意义。”

这不是虚言， 因为12~13岁的杨振宁虽然不可能真正理解《孟子》，可是背诵的内容必然会在日后 “重演” 大哲时期的成长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正如12~13岁足量高质的饮食，会对日后青春期的身体发育起到重要作用。

背诵古典文献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提高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有些人感到不可思议：最枯燥的背诵，怎么能够提高学习兴趣?其中原由在于教育学中的一个常用比喻：要让学生们“跳起来能够摘到苹果”----付出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不付出努力就没有收获， 如算术，阶梯明显。在语文教育中，常常是要么“不用跳”，要么“摘不到”*；只有背诵古典文献是一棵不高不低的 “苹果树”，就像背“九九表”，必须付出努力，不能“不跳” ----孩子们通常理解不了古典文献，正因为不理解，不是日常用语，他们必须付出努力 “跳起来”，否则就记不住。同时，付出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多读几遍，总能记住，不会 “摘不到”。

学龄初期的儿童重演卜辞时期的人类行为----尊敬师长，遵守校规，重视评分和评语(对于正误的选择) 。家长自身应成为尊师的榜样，对教师的意见应避开子女与校方联系，更不能自立与师嘱相违的规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应成为孩子守规的表率，不在初中以下的孩子面前议论社会的黑暗面。父亲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即使是女强人，也要鼓励父亲单独带子女出游。

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开始用语言重构精神世界，进入重演日记《易》。家庭教育除 “以身作则”之外，还要加上“以言为桥”：家长要向孩子的“语境”靠拢，对女孩子不怕罗嗦小事，对男孩子可以利用评书故事以及山水诗。对于某些身强力壮的儿童，不宜多听武侠故事(含《水浒》)，上乘读物是《三国演义》。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重演 《诗》时期----躁动不安，感情强化，孤独地重认世界(包括自己)----写日记、写诗、追求真善美。家庭教育要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暗下针砭。文明社会的“性问题”不同于动物和原始人，不宜过早地强迫青年接受公开化、日常化和程序化的性教育。凡是能够进步到文明社会的民族，都曾经对“性”有过约束和禁忌，不重演有关过程的青年在日后“没出息”。家长决不要偷看孩子日记，但可以鼓励孩子写诗并及时地帮助孩子度过诗时期的重演阶段，从而更理智地去认识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能否重演大哲时期的文化演进历程，关系到青春后期的少男少女能否立大志、求真知、做实事、成栋梁。即使是过于理想化的助推，对青年人本身还是比不重演大哲时期要好，但是处于重演大哲时期的青年不宜参与决策。家长自己应该具备一定的文科基础，防止理科学生偏科，必要时利用假期开“小灶”。杨振宁的父亲在暑假延师教导杨振宁学习《孟子》，是家庭助推的成功范例。

高中毕业后青年人的分化重演小哲时期或百家争鸣时期。 除了拥有“家学渊源”的家庭之外， 家庭“教育”中的“助推”成分几乎占据百分之百 ----激励和开路，以及待人接物和养生等。 青年应该有心理准备去面对各种世态并利用社会规范(如法律等)保护自己。既要真诚正直当君子，又要学会谋略防小人。不回避互相利用和勾心斗角，但是不应该陷于其中，而是应该作为“修身养德”的一种方式---- 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后， 就不要“得理不让人”，对于嫉妒陷害和打击报复的回击， 也限于主持正义的范围，不可过分。如果处在无道的环境中，不妨与世无争和自命清高，但是不应该放弃寻求有道的努力，准备着为天下主持正义：“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修身”之中包括养生(含养身和养性)，中医知识的作用优于西医(但西医在检测病灶和手术抗菌方面优于中医)，青年人在走向社会的同时应该学一些安身立命之术。

青年人确定自己人生大方向时重演了“证据整合” ----民族发展大方向是环境、 文化、人口结构(含高层人才)等多重因素所导致的“偶然而又必然” 的结果。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尽可能把长远需要与现实的求学或谋职的选择相关联。非基层的社会中坚的重要性依次为：资源分配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教师和宣传媒介、司法和军警、医护、外交、其它决策管理。社会边缘的重要性依次是：科研、学术、文学艺术、竞技、宗教(非国教)、游民乞丐、黑社会。家长应该提醒文科类高校学生补一些 “数理化生”，理工科学生补一些“语心文组”；进一步提高子女的需要层次，使他们醒悟到天下之大和人境之分，不可能长久地依靠父母。对于谋职者，家长应提醒孩子：“最依赖机遇的”也有“最大风险”。

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在完成了较理想的求学或谋职的选择之后， 以及在失去正当的社会角色意识之后， 重演“安乐欲望”时期，中华社会较典型，如六朝时期----注重爱好(事业)和信仰，或是色情烟酒和赌博吸毒。家长的助推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宗族或社区的风俗将发挥主导作用。此外，在儒家管理学看来，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具有良性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