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中同姓的小家庭， 以及城市中愿意联宗的成员，凡能追踪溯源，确认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 就可以修撰一部族谱，并且不断续修，详细记载各个小家庭成员的生卒、配偶以及他们之间的血缘连属关系。对于最早的祖先和历代有功于本族、社区及国家的宗亲， 还要记录生平事迹，用以激励后人。违法者受到族规惩处，直至除籍。族谱类似于一个 “单位”的花名册和光荣榜，但是比普通的单位更有历史感和认同感。严格说来，族谱类似于一个拥有长远历史和共同追求的社会组织成员名单和“史记”。一册族谱，为每一个在册的活着的个人带来尊严：生有所源，当下有位，死有所归。仅从这一点来看，族谱就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族，还是中国当代的宗族，都不是一场骗局。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过去四十年中出现的反复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它“满足一部分不可能在其他组织形式内得到重视的需求。很显然，这个要求不仅不会导致现存社会秩序的紊乱， 而且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农民对自己及所属血缘群众的生命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深切关怀，终将有利于整个社会消除紧张，实现良性的互动。”更宏观地来看，“以(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后晋高祖)石敬塘、(后汉高祖)刘知远相较，一样是胡人，一样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耶律德光的政治成绩要比石敬塘、刘知远好得多。此因耶律德光诚心想模仿中国，而石敬塘、刘知远还只是想用兵力霸住地位。所以想上进者，因其为一部族(宗族)中之优秀领袖，能知为远大永长之计。所以只想霸占者，以其本来出身行伍，徒藉兵强马大，非有远志。”

有远志的人不限于眼前的物质利益， 也不限于个人的一生，而是考虑到子子孙孙。这样的远志，曾经有利于中原，后来有利于耶律德光和努尔哈赤，将来还会有利于全世界----所谓可持续， 就是远志。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个人尊严，很难远及子孙。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居民不像农民那样需要宗族，因为可以在“单位”中获得归属感和尊重感。宗族意识在城市居民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隐蔽的方式发展壮大----增大宗族的效益(个人所获)，同时减少风险(政治压力)。所谓企业办社会、子女顶替父母就业等等， 都是地道的中国宗族特色。隐蔽存在的宗族说明它的社会需求旺盛，但是如果永远不透明，就可能藏污纳垢。大大小小的陈希同、阎宏健，都把自己控制的单位当成了宗族领地。即使一个芝麻官或者办事员，也会利用自留权力。就连城市中的普通工人，也可以从“领导阶级”取得尊严，所以在表面上对宗族的需要不像农村那么大。最后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期出现重大变化，下岗职工的尊严只剩了城市户口。即使只有这么一点儿尊严，也常常成为再就业的阻力，下岗职工不愿屈尊从事他们认为属于农村人口的最低层职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不愿屈尊的下岗职工还没有真正饿肚子，所以对职业挑三拣四。这话可能有道理。可是如果一定要把下岗职工都逼到真正饿肚子的程度，在西方社会中也行不通。对于中国，既然能够利用宗族为下岗职工提供新的尊严感，减少再就业的阻力，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决策者只要把宗族看成现代化的阻力，就一定会处处受阻。

有尊严才有责任感， 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组织中不是最低层，才会有尊严。即使阿Q 这样的人物，一想起自己的祖上“曾经阔过”，也有尊严；不管是不是精神胜利法，都比根本没有尊严的人要强。失去尊严的人不但不会安心务农，还可能铤而走险，报复社会；甚至揭竿而起，另觅尊严!

宗族组织中的最低层是小娃娃，以及精神上没有 “长大”的小人。小娃娃一定会长大；小人只要付出努力，提升层次的概率很大，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多数人都有尊严 ---- 每个人都在族谱中占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也在祠堂的宗族聚会中占有确定的位置，更不要说在经营族田的过程中，每一个付出心智和劳力的宗族成员，都会感到自己为亲人尽责任，都能立功。在更深的层次上，尊严感来自祖上的光荣和对后代的企盼，个人属于宗族延续的长河，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为宗族群体立功的第二项内容是建立祠堂和维护祠堂，每年共同祭祀祖先。它把族谱中的历史感、归属感、尊重感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落实到物质层面 ----仪式本身具有促进认同的良性作用，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可缺少。动物社会中也是这样：仪式的“原始功能是诱发种族内分子间的相互了解，以便避免攻击的不良后果。”人类的外交礼仪和各国庆典都具有类似的功能，近代的企业文化中也常常包括职工俱乐部(相当于祠堂) 中的隆重仪式和歌唱，不外乎礼、乐范畴。宗族是各种人类组织中最有亲情的组织，祠堂和祭祀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和礼拜，但是更自然，更智慧，与环境(天)“磨合”得更为融洽。

祠堂和祭祀还有更实在的物质效益，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贾氏的族祭可见一斑：祭祀时的物品撤下来之后，族长贾珍把它们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充“公”，是荣宁两府要用的；另一部分“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给他们。”可是当贾芹来领取的时候，贾珍把他训斥了一顿。因为贾芹有个差使，管理水月庵，每月都有薪水(分例)。堆在月台底下的东西不是每人一份(分)，而是只给“闲着无事没进益”的贫困族人， 贾芹冒领“扶贫物资”，所以挨训。宗族内部的扶贫类似于现代社会中“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保险”，经济学术语是“社会再分配”。

为宗族立功的第三项内容是共同置办族田族产，也称义庄。用义庄的收入作为全族的公共开支，包括帮助贫困亲戚，接济孤寡，延师任教等等。义庄的管理人由宗族内部推选任命，与近代股东大会任命经理完全相同。义庄的大权不是掌握在经理手中，而是掌握在董事会手中， 董事会由族中有德望的长辈组成。与现代董事会不同的是：委托代理的成本和法制保障的成本都大大减少。尽管存在着委托不当和化公(族)为私(家)的风险，但是在儒文化圈中常常能够较顺利地化险为夷，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发挥良性作用。孔府的例子就不用说了，下面是一个近代的案例，持续了二百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