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六世祖设立怀海义庄， 到了钱穆的父亲钱承沛的时候， 董事会已经由富三房掌握，而且出现了义庄“不义”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钱承沛代表老大房多次与富三房商议恢复义庄的功能，对方不同意，钱承沛只好投诉于无锡县署。义庄经理联合董事长抗诉。钱承沛、县官、富三房(董事长)都是知书达礼的人，最后达成协议：义庄仍由富三房管理，但是换成钱承沛比较信任的一个叔父。这个叔父委托钱承沛起草抚恤救济的细则。钱承沛出以公族之心，就连富三房也对他起草的细则很佩服。后来，钱承沛又为受抚恤者向帐房讨回公道， 使得义庄功能完全恢复。钱承沛去世之后，亲族立即敦促钱夫人依例领取怀海义庄的抚恤。钱夫人哭着推辞说：“我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常常说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与几个伯父叔为了义庄打官司。只是自已确实没有一毫私图，所以心里的歉疚稍稍减少一点儿。现在他的棺木还没有入土，他的妻儿就要吃义庄的大米，我将来怎么还有脸面去地下见我的丈夫?”亲戚们争辩说：“二相公生平不为私利，不只亲族中有公论，就连路上不相识的人也听说了。义庄抚养孤寡，是列祖列宗的意思。咱们这一个宗族，决不止你们一家接受救济。二嫂一个人不接受，让我们大家想起过去的事，怎么能安心?”钱夫人在众人面前通不过， 只好把钱穆的哥哥和钱穆叫到面前站立，流泪嘱咐说：“你们兄弟听见亲友们说的话了吗? 一定要立志早些自立。”如果没有义庄制度，中国近代就会缺少一个伟大的国学大师。反过来，如果没有以儒学为主的国学，义庄制度就很难正常运转 ---- 这个案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可能缘用西方的法律，尽管可以把钱承沛当作西方法制中的自然人，把义庄当作法人，可是一个贫穷的自然人以极少的诉讼成本与法人达成上述的效果，在西方的案例中是不存在的。

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功能， 都可以在宗族中完成：族谱相当于户籍登记，这种户籍不会因为人死了就吊销，而是代代相传、相记；祠堂相当于会堂和教堂；义庄相当于社区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来源，也相当于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族田的作用类似于养老保险、教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等。但它不是掌握在“机构”手中，更不是掌握在其它国家的机构手中，而是掌握在宗族手中。族田不会像纸币那样贬值，所以比缺少金本位支撑的纸币保险制度更可持续。过去，对中国来说，离开了宗族就不可能“开万世太平”；未来，对地球来说也是这样。

除了科举中榜光宗耀祖的举人进士之外， 最可能为宗族立功的人是族长、宗子和职事，类似于西方的董事长、监事长和总经理；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厂长、书记和各个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或在农村中，厂长和书记有时混为一人。过去有些宗族也有族长和宗子是同一人的情况，但很少见。西方企业中没有党的书记，但常常有工会主席， 其作用与中国大陆的工会主席不太一样，而是与书记类似。日本企业中的内部公共关系负责人也类似于书记。

鼓励宗族，其实就是鼓励源于基层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与现代商业社会契约的区别是：立约人一开始就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不是以勾心斗角(相互博奕)为基础；还有，立约人都把宗族的延续(可持续) 作为最高目的，而不是以短期效益为目的。有了这样的目标，才能不惜投入地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宗族企业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越是高层次的知识经济，越需要为培养人才付出长远预期的投资；只有宗族，才会为下一代才收到效益(回报)的知识经济进行投资，从而在较高层次的知识经济中取得主动 ---- 开万世太平。如果不承认宗族，一定要把商业契约作为基层组织的基础，那么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家庭观念淡化到西方的程度。否则，就必然出现全社会的信用危机。

对整个社会来说， 通过承认宗族， 规范宗族，可以大幅度减少管理成本：以宗族为基础，能在官吏选拔中大大减少投机分子入围。一个讲究投机的宗族一定会较快地被中国社会淘汰，正如一个违法经营的企业一定会较快地被欧美社会淘汰一样。

宗族培育民主意识比西方的企业还要强，类似于西方的社区选举：“家(族)长由家众推举，只看才能，不问年辈”，“宗子不称职，家长可以‘择次贤者易之’”，“典事二人，协助家(族) 长，家众中不论长幼，德堪表率者均可当选”，“监视(一人)在四十岁以上的端严公明可以服众的家众中推举， 两年一轮”。掌管钱财的职事常常是半年一轮，在有的宗族中，各位职事“任期一年，并不得连选连任”，比英国对首相的约束还严。

宗族制度与现代民主不但不矛盾，而且留下了制度互补的余地：基层以上的选举以宗族为单位，人口多的宗族，票数也多，相当于把美国参众两院的选举并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另选一个英国式的上院(以科举竞争的方式进行，兼容市场民主和科举贤人的优点。

宗族本身是一个基层单位，较大的宗族比一个中型厂矿的管理内容还要多。在修身齐家的过程中培训出来的组织管理能力，比现代的普通干校强得多。尤其是悟性很强的族中子弟，边读书，边耳濡目染，甚至参与管理实践，所以中举之后经过短期的中央培训就能成为管理一方的官吏，有能力治国平天下。科举制度正常运行时期的县级主管，培训成本主要是宗族支付的， 不是政府支付的。康熙自幼在宫中，十几岁就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操作能力， 只靠读经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宫中的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实习实践过程，才不至于纸上谈兵。曾国藩如果没有“宗族干训班”的培训，也不可能只凭书本知识就成为中兴栋梁。即使更早期的门第式强宗大族，也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门第之在当时， 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从比较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团聚为宗族的人口能够抵抗较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乱灾害：汉末战乱，“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但是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著宗亲、部曲流徒南来。/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非农耕公地)上，著手做他们殖民(这是积极的一面)侵略(这是消极的一面)的工作。不仅自己借著侨寓名义， 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

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组织管理人才大多出自长江以南，根本原因是江南的宗族比北方的宗族普遍得多，完整得多，有效得多。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无不在宗族中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干部培训”。民国之后的第一级领袖中只有袁世凯出于江北，但仍在黄河以南，源出于大宗族之中。在第二级甚至第三级的领袖中，除了受父祖余泽而高就的人物之外，也极少出自小家庭的子弟。

《红楼梦》不但不说明宗族制度行将灭亡，而是相反。近代以来的变化也是这样----历史上，比贾府更大的宗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灭亡了许多，可是到了战国末年，又出现了不少强宗大族、豪右著姓； 西汉强化中央政权的时候消灭了不少大族，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又是豪强并起，许褚、李典都是带着几千族人投奔曹操。直到唐代中叶以后，大宗族才少了一些。可是宋代之后，中央政权不但不打击宗族，反而把宗族作为社会契约和管理的基础。

承认了宗族， 才能规范宗族。历代积累了许多律例。现代还可以把规范“单位”的方式用于宗族。 同时减少基层的政权建制， 减少财政开支，减少乡村干部吃拿卡要，勒索农民，减少居委会自我创收，干扰城市经济秩序。

为万世开太平，离不开宗族。对个人的激励，是光宗耀祖和惠及子孙。

中国当代需要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 都要考虑宗族路径，宗族路径不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将有助于推进其它方面的改革。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管理者，离开了宗族去立功，在中国的环境条件下肯定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