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全面地认识社会， 不但要在空间上超越小我，不限于个人的地位和角色，不限于东方或西方，还要在时间上超越小我，不限于当前的时髦和感受。因为，人类社会是渐进发展而来的，无论一个人多么自以为是，史无前例，都是在母语环境中慢慢地长大的，都离不开传统。

学校中教授的， 也不是史无前例的知识，而是经过历史筛选的知识。真正史无前例的创新， 只出现于极少数学术论文的撰写时期，多数学术论文只是“小打小闹”。即使那些极少数史无前例的论文，到了学术期刊，已经被编辑和权威筛选过了，而在进入新闻传媒之前，就被更多的人“嚼”了不知多少遍了。所以，除了极少数人创新发明的极短时期之外，多数人的一生，以及其他人的大部分人生，都不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处在创新发明时期的极少数人，也是在已有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一次升华，不是空穴来风或星外来客。

经过时间筛选的传统知识中凝聚着许多智慧，忽视传统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常常弄巧成拙。例如，近代有人认为决策者中“第一把手”的角色意识主要是“出主意和用干部”，与传统知识“得人心和用贤人”相比就低了一级：“出主意”只是“得人心”的方法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用干部”也不如“用贤人”的内涵更好。

为了认识现代社会， 不但应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与过去不同，还应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与过去相同。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就具有许多西方社会在工业化之后的特点，仅仅在自然科学和耗能技术方面与工业化社会不同。

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具有许多近代的特点”，“西方的殖民主义。在印度未曾遭遇到抵抗，在殖民港口城市中萌芽的事物，终于四处传播，创造、塑造了国内发生的几乎一切变化，通商港口的印度人，无需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就变成了统治社会的近代印度人，上海模式只能向其他港口传播，未能向全国扩展”。

印度在近代之前是真正的“封建”，而中国有一整套自己的“大一统”制度!

中国的“文明环境”在西方人看来是很奇怪的：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教授还是怀疑 “布衣丞相”。在他们看来，一个贫苦的农家，衣食都不能保障，那些孩子怎么可能去读书作官?

1996年夏(6月22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一位专家努莫夫就对笔者提出过这个“怪”问题。这位专家不是“中国盲”，恰恰相反，他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是他的“研究中心”。就连这样的专家都不相信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够“学而优则仕”，西方的多数人可想而知。

这些教授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前工业化社会与西方不同，  中国已经有了科举竞争的“制度”。这个制度引导人们进行“预期投资”----帮助一个有才能的孩子读书作官， “回报率”远远大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一项产业。因此，不但贫苦家庭的亲友常常慷慨解囊，私塾先生也常常减免学费，甚至予以资助，有些退隐官吏也能慧眼识人才。被帮助的孩子将来如果作了官，一定会回报帮助过他们的人，这也是“制度”决定的：回报的好处远远大于回报时用去的财物和人情。如果一个官员不懂得“不负恩人”，就无法在官场上呆下去；反过来，官员对恩人的回报本身，可以使他获得“无形资本”，使得其他人回报他。环环相扣，形成良性循环。

科举竞争制度与儒学的道德准则互为表里， 正如欧美市场竞争制度与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互为表里。 港台的家族企业也与儒学的观念价值互为表里，大陆失败的家庭企业，往往就是只有“表”，缺“里”。现代公务员考试也缺“里”，只有“表”，只学了科举竞争制度的“皮毛”，所以公务员制度只能选拔“事务官”，难以选拔“政务官”。“政务官”要靠多党竞争和选民投票来选拔，或是靠“党管干部”的执行机构“组织部”来选拔。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学而优则仕”，与“封建社会”水火不相容!

从人与社会， 而不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中国早已是现代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偏重于人，自然只是“环境”。

即使在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现代”的含意是“人类征服环境的能力大”，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从长远来看，在补上了科技之后，中国社会比西方工业社会更“先进”，因为工业社会的胜利 “是由于它在利用自然环境方面的效力是空前的。但是这一成功也引起了多种问题。工业社会必须克服下列问题：污染、能源不足和其他稀有资源不足、人口问题、传统社区的灭亡、亲属体系的瓦解、民众的无个性特征和不断给现有社会结构造成威胁的、以危险的高速度进行着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