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向峨乡的村民都住上了新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比以前那又脏又破的老房子当然好多了。但也有美中不足,就是不方便,“想晒点腊肉、养猪养鸡都不行了。还有锄头和钉耙,这些农具都没处放了。”尤其在村民住地集中之后,土地使用倒是集约化了,村民离自己耕地却更远了,不便于农事耕作。
村民的担忧,地方政府都清楚,但彼此的算盘却不一样。地方政府意图借灾后重建,推动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一切向城市看齐,以致现在的住宅设计,完全以都市为标准。终生务农的村民,自然大感不适。
好心肠未必办好事,这可能是一个例子。政府可以给村民安排城市标准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不能给村民提供城市标准的就业空间和家庭收入。而一旦没有自留地可种,没有鸡鸭猪可养,那么日常生活一切所需就都只好购自市场,岂是村民当下的收入所能维持的?
乡村文明在乡村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适应性。城市文明令人向往,其成本于村民却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灾区重建如何更多地吸取乡村文明的元素,而不是一味都市崇拜,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这就需要给村民更多的话事权;村民话事权越多,本土经验对灾后重建的作用就会越大;重建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才更容易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