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同享。齐宣王问孟子，文王的园林纵横七十里，百姓没有意见，而他的园林纵横才四十里，百姓就觉得大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可以去，捕鸟猎兽的也可以去，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我初到齐国边境时，问明了齐国重要的禁令，才敢入境。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如果有人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像是在国内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也是应该的吗？

　　与民同忧。孟子认为，作为君主，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后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乐，同天下人一起乐，忧，同天下人一起忧，这样的君主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不会有的。

　　能够顺应民心的君主才能得到民心，君主如果得到了民心，就能够按照道义去使唤民众，即了杀了人，也不会有民怨。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本着让老百姓安逸的原则去役使百姓，百姓虽然劳累也不怨恨；本着让老百姓生存的原则去杀人，被杀的人虽然死了，也不会怨杀他的人。

　　尊重民意
 

　　孟子认为，国君如果不能善于任用仁人贤士，国家就会空虚混乱。那么，如何才能选贤任能呢？“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国君选拔贤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近的，能够不慎重吗？左右近臣都说他好，还不能任用；大夫们都说他好，也不能任用；全国的人都说他好，再去考察他是否真的贤能，再去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好，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好，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好，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不好，才去罢免他。左右近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才去考察他，见他的确可杀，才去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样，才可以做好百姓的父母官。

　　孟子这一段文字，以全国人民的民意作为评价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民主思想的萌芽，这也与墨家学派选贤任能的标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如何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呢？孟子以理想主义的方式，提出了“天吏”的理念。所谓“天吏”，即真正能够替天行道的官吏。“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了，而且愿意到那个朝廷去做官；市场，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收租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货物，不使货物积压在仓库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个市场上了；关卡，只检查不征税，那么天下旅行的人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经过那条道路了；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而不征收私田的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了，愿意在那样的田野里耕种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了，因而愿意去做那里的老百姓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五个方面，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敬仰父母一样敬仰他了。邻国要想率领这样的百姓来攻打他，那正像是率领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一样，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像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奉了上天使命的“天吏”。这样的人还不能称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