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纵观“四库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乾嘉之际至光宣年间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初，学者的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之中已有评述之辞。“乾嘉诸儒”中对《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间有不满”者，则因其钦定的特殊地位，“不敢置一词，微文讥刺而已”。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古籍的考证进一步深入。这些考证“虽不标明是针对四库提要而发，实际上，却对提要作出了许多纠谬补正”。

 

道、咸以降，清廷权威失坠，学术界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态度发生分歧，“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从“不敢置一词”到“毁之者过当”，虽然都不是正确的学术立场，但能够“毁之”而不是尊若神明，便意味着客观研究开始拥有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亭知见传本书目》等三本著作的出版，开启了《四库全书》禁书研究和版本研究的领域，从而为“四库学”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民国年间(1911—1949)

 

民国年间，“四库学”规模大备。其标志有三：其一，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入《四库全书》以及相关书籍的研究，从而推动“四库学”形成一种规模；其二，产生了本门学科的“典范”著作：《四库全书考异》、《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其三，“四库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形成不同方向。

 

第三阶段：1949年至今

 

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格局形成。“四库学”在台港与大陆有不同情势的发展。

 

　　(一)台港地区的“四库学”

 

台湾的“四库学”，50年代尚无大的起色，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则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1992年年底，台湾“四库学”的论著达221种，其中不少论著卓有创见。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研究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发现与浙江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出入颇大”，殿本颇有于人名、干支、卷数误记，或文义不通顺处，浙江本皆于改正；殿本浙本于每类目后总计卷数之不同；殿本提要之文，浙本颇多增补者，几乎无卷无之，所增之文自数字至百余字不等；殿本提要亦有文字较繁，浙本予以删削者，所删字数自数字至数十余字不等；殿本浙本叙述文字歧异，而辞藻之典雅，浙本远逊于殿本；殿本悉依全书陈列之顺序而编次，浙本大抵依撰者时代之先后。其列入存目之书，两本编次之差异更多，且有所列之卷次不同者；殿本浙本所著录之书不尽同。而浙本中“不可解”的可疑点又甚多。由此，昌彼得先生抉示出“四库学”中人所未见的一大疑案：浙本为什么与殿本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浙本究竟是何人何时主编，浙本对殿本的改易与出版是否隐蔽着清廷政治斗争的消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令人满意的解答。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图书处的吴哲夫先生在“四库学”上深有造诣。其所著《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四库全书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特色考探》等一系列论著，在台湾“四库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哲夫先生的“四库学”研究侧重于文化一路，而这一路在传统“四库学”中从来是薄弱环节。东吴大学刘兆承继余嘉锡《四库全书辨证》与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研究并有进一步开掘。其所著《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主要是补胡、余二氏之不足”，对“四库学”多有裨益。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以其敏锐的思维，对“四库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宏观上加以检讨，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先入为主的臆见、轻信权威的误导、规过前人的心态、习惯从“订讹补阙”等等负面谴责的角度来看待《全书》和《总目》，作者呼吁：改变研究的方式，直接从《全书》和《总目》内容的“了解”上着手，目的是突显两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亦即放弃“政治史”的研究观点，改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主张与笔者1990年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思路遥相呼应，表现了“四库学”创新的内在要求。此外，如杨晋龙的《〈四库全书〉订正析论：原因与批判的探求》等，都以其创新性令人耳目一新。

 

工具书的编纂是民国以来“四库学”的传统，早在30—40年代，就有邓衍林的《四库全书总简目索引》、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目》、魏鲁男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张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事年表》、王重民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以及杨家骆的《四库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等“四库学”的专门工具书出版。70年代以来台湾的“四库学”，亦在“四库学”工具书的编纂上有重要成绩。如陈有方的《四库简明目录指南——AGuidetoTheSsu－KuChuan－Shu》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AGuidetoTheWenYuanDauilionSsu－KuChuan－Shu》；台湾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下属《四库全书》索引编纂小组主编的《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学术文之部、杂文之部、传记文之部)、《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附字号索引)、《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四库经籍提要索引》，等等，都是“四库学”蓬勃发展的有机部分。